斯特恩报告及其对后京都谈判的可能影响

2006年10月正式发布的斯特恩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文章概述和分析了该报告出台的国际背景、主要特点和关键结论,综合评述了包括各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对该报告的不同观点,研究探讨了斯特恩报告对后京都谈判的可能影响。该报告尽管肯定了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贡献,但其提出的排放情景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处方并不能满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也忽视了资金来源、技术转让、适应等重要问题。

后京都时期LULUCF潜在核算规则分析

《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通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产生的碳汇减轻自身减排压力,为国内工业能源部门碳排放提供空间。但LULUCF包括的核算活动类型和具体方法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其中木质林产品、不可抗力等自然干扰、参考水平阈值的设置以及总-净与净-净核算方式的选择这几方面核算漏洞很多,矛盾尤为突出。为防止发达国家过分依赖LULUCF产生的碳汇减轻减排压力,搜集了欧盟27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提交的LULUCF数据,分析了核算漏洞对LULUCF核算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木质林产品活动的核算方法不确定性较多;剔除自然干扰等不可抗力后,LULUCF活动碳汇至少增加30%;参考水平阈值适于设置在较高碳汇水平;净-净核算方式更适用于后京都时代LULUCF核算规则。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层次设计研究

目前国内针对碳金融市场的分析大都发端于发达国家已有模式,缺乏对我国碳金融市场的现实思考。在"后京都"时代,我国面临低碳经济飞速发展和承担一定减排压力的客观环境,本文探讨了这种环境下我国加快碳金融市场规划和层次设计的必要性,结合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该依次从基础性建设、市场化建设、交易机制建设三个层面推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有序建设:首先做好基础性建设工作,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进行市场化建设,多方面保障一级市场建设;最后积极完善市场交易机制,逐步发展多元化的交易产品,推动"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

基于变结构ASV模型的后京都时代CER碳价波动特征研究

基于后京都时代国际碳减排政策尚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CDM碳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论文从平稳性、非线性及结构突变性方面对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在诊断出的结构突变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变结构ASV模型,对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12月14日的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基于贝叶斯理论的MCMC方法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变结构ASV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CER碳价波动过程中存在的时变性、强持续性和弱非对称性特征。这意味着联合国在采取措施管理碳市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碳价波动的时变性和持续性特征,而且更应注意波动的非对称性及变结构等非对称类型。

“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探讨

气候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立，到《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再到巴厘岛、哥本哈根、德班以及2012年多哈等一系列“后京都时代”气候会议的召开，这一过程正切合了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产权学派环境治理的思想，也就是从禁止、限制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到允许、鼓励企业通过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实现减排目标。当然，交易的提前是产权明晰，即要界定交易参与各方的产权。

伞形集团国家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评析

伞形集团是由非欧盟发达国家组成的气候联盟,鉴于其主要成员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因此该集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谈判中,伞形集团国家出于不同国家利益的驱动和影响因素的制约,表现出了一定的协调性,但是在一些具体的谈判议程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从总体看,伞形集团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与承诺同其应该承担的气候变化责任相去甚远,也使其越来越成为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主要消极因素和障碍之一。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

国际气候谈判至今未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之后的减排事宜达成协议,使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走向不明。我国碳市场在后京都时代面临三大制约:国际市场多种因素影响供需,CDM市场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发展滞后,市场形成尚需时日;而国内各地排放权交易所已呈割据趋势,同质化竞争严重。提出应对措施如下:在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保障CDM平稳过渡;加强国内市场建设,探索自愿减排模式;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实施强制减排奠定基础;打造国际化交易平台,促进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

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的谈判趋势与对策思考

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错综复杂。然而,2012年以后国际气候承诺的基础,仍将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谈判的平台不仅限于缔约方会议,也可能是缔约方会议体制外的双边、多边乃至单边形式,而且,协议内容将涉及减排、适应、技术、低碳发展等,最终将可能形成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综合性一揽子协议。中国在未来20 a或更长时间仍将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对协议内容的选择只能是弱化各种风险,规避刚性约束,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的制定,保障并强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后京都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能源法制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从能源法制理念、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立法体系、能源法制具体制度、能源国际合作法制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调整和变革,以期为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制支持。

“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量购买协议的法律风险

"减排量购买协议"是清洁发展机制运行中十分重要的法律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减排量购买协议"将面临法律环境变化引发协议存续风险、协议条款具体规定等法律风险问题。我国应尽快弥补国内清洁发展机制法律法规的不足,清洁发展机制参与方应及时正确全面地评估"减排量购买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积极修改完善已签订的"减排量购买协议"。

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协议缔约国义务配置研究

《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缔约国义务如何配置,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消解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僵局,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公平的呼吁,重新配置后京都时代各缔约国的义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采用平等排放综合指标,创建附件I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构成的三类缔约国义务配置模型,建立新兴经济体缓解基金,以保障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碳金融体系相比,作为最大碳资源国的中国却面临着碳交易体系不完善、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对碳金融缺乏认识、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金融业参与度有限以及在国际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因此,我国须从碳金融政策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以及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构建碳金融市场,通过引导金融业的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中国能源法的变革——迎接后京都时代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中国必然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国际义务,这促使中国的能源法进入变革的时代,呈现出生态化的特征。中国能源法的生态化已经开始,但仍属于浅层生态化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内在缺陷与外在障碍。为促使中国能源法从浅层生态化向深层生态化过渡,必须确立生态化的指导思想、生态化的法律制度、生态化的法律体系与生态化的法律运行机制,从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迎接后京都时代的来临。

“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以及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背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和共同参与原则,并应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立法目标。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蕴含体现国情、结合省情、移植借鉴、协调统一和平衡利益等特点。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主要包括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迎接后京都时代 中国能源法的生态化(上)

我国能源法的生态化主要表现为新指导思想的出现、立法结构的生态化、能源法律制度的进步等等。分析我国能源法生态化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影响了能源法生态化的真正贯彻落实,不利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

后京都时代中国碳金融发展战略选择

2005年以来,碳金融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发展碳金融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中国碳金融发展层次低,交易配套体系不完善,导致"碳资产"被"贱卖",亟需提升我国碳金融的发展水平。本文总结了国际碳金融的发展经验,比较分析主要的国际碳交易体系,归纳出国外碳金融的创新主体、演化路径及发展经验,深入分析了中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与制约因素,最后讨论了中国碳金融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趋势

《京都议定书》生效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议定书生效后,议定书的实施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急务的完成不仅需要从国际层面上对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完善和运行,而且需要附件I缔约方制定和实施新的减排政策措施,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谈判启动在即,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面临重大变革。

论气候变化后京都安排应设定中期减排目标的原因

"巴厘路线图"的绘制标志着气候变化后京都安排正式启动。不少发达国家为了规避承担继续率先减排的义务,极力反对后京都安排设定中期减排目标。但是,来自科学、法律等五个方面的理由显示必须设定中期目标,以降低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巨大风险。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未懈,但成效有限。在此过程中,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也做了积极探索,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