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变结构ASV模型的后京都时代CER碳价波动特征研究

基于后京都时代国际碳减排政策尚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CDM碳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论文从平稳性、非线性及结构突变性方面对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在诊断出的结构突变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变结构ASV模型,对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12月14日的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基于贝叶斯理论的MCMC方法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变结构ASV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CER碳价波动过程中存在的时变性、强持续性和弱非对称性特征。这意味着联合国在采取措施管理碳市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碳价波动的时变性和持续性特征,而且更应注意波动的非对称性及变结构等非对称类型。

“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探讨

气候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立，到《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再到巴厘岛、哥本哈根、德班以及2012年多哈等一系列“后京都时代”气候会议的召开，这一过程正切合了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产权学派环境治理的思想，也就是从禁止、限制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到允许、鼓励企业通过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实现减排目标。当然，交易的提前是产权明晰，即要界定交易参与各方的产权。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

国际气候谈判至今未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之后的减排事宜达成协议,使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走向不明。我国碳市场在后京都时代面临三大制约:国际市场多种因素影响供需,CDM市场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发展滞后,市场形成尚需时日;而国内各地排放权交易所已呈割据趋势,同质化竞争严重。提出应对措施如下:在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保障CDM平稳过渡;加强国内市场建设,探索自愿减排模式;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实施强制减排奠定基础;打造国际化交易平台,促进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

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后京都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能源法制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从能源法制理念、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立法体系、能源法制具体制度、能源国际合作法制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调整和变革,以期为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制支持。

“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量购买协议的法律风险

"减排量购买协议"是清洁发展机制运行中十分重要的法律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减排量购买协议"将面临法律环境变化引发协议存续风险、协议条款具体规定等法律风险问题。我国应尽快弥补国内清洁发展机制法律法规的不足,清洁发展机制参与方应及时正确全面地评估"减排量购买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积极修改完善已签订的"减排量购买协议"。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碳金融体系相比,作为最大碳资源国的中国却面临着碳交易体系不完善、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对碳金融缺乏认识、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金融业参与度有限以及在国际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因此,我国须从碳金融政策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以及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构建碳金融市场,通过引导金融业的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协议缔约国义务配置研究

《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缔约国义务如何配置,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消解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僵局,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公平的呼吁,重新配置后京都时代各缔约国的义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采用平等排放综合指标,创建附件I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构成的三类缔约国义务配置模型,建立新兴经济体缓解基金,以保障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中国能源法的变革——迎接后京都时代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中国必然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国际义务,这促使中国的能源法进入变革的时代,呈现出生态化的特征。中国能源法的生态化已经开始,但仍属于浅层生态化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内在缺陷与外在障碍。为促使中国能源法从浅层生态化向深层生态化过渡,必须确立生态化的指导思想、生态化的法律制度、生态化的法律体系与生态化的法律运行机制,从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迎接后京都时代的来临。

迎接后京都时代 中国能源法的生态化(上)

我国能源法的生态化主要表现为新指导思想的出现、立法结构的生态化、能源法律制度的进步等等。分析我国能源法生态化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影响了能源法生态化的真正贯彻落实,不利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

后京都时代中国碳金融发展战略选择

2005年以来,碳金融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发展碳金融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中国碳金融发展层次低,交易配套体系不完善,导致"碳资产"被"贱卖",亟需提升我国碳金融的发展水平。本文总结了国际碳金融的发展经验,比较分析主要的国际碳交易体系,归纳出国外碳金融的创新主体、演化路径及发展经验,深入分析了中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与制约因素,最后讨论了中国碳金融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未懈,但成效有限。在此过程中,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也做了积极探索,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后京都时代AFOLU机制政策选择问题初探

AFOLU机制将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整合在一起,将被纳入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并扮演关键角色。我国需选择基于AFOLU活动的正确的政策工具,充分认识自身的政策基础,在政策选择研究基础上做出最优政策选择,从而在后京都时代既适应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又有利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

后京都时代长江流域跨流域补偿机制研究

结合《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执行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长江流域为例,借鉴欧盟的碳交易机制和哥斯达黎加的造林经验,提出在中国长江流域实行水土保持的跨流域补偿机制,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后京都时代:建立可持续碳排放政策的法律意义探析

碳是所有石化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碳燃料,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在迅速增加。多数科学家和政府承认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续为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包括频繁的恶劣天气,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所以"(控制)碳排放"、"碳中和"这样的专业术语,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并采取行动的基础。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强制性标准,共同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成为大势所趋。

后京都时代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以欧盟的低碳发展模式为借鉴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全球气候治理迈向新阶段。欧盟采取相应的气候、能源政策,并进行低碳文化建设,形成了一套可供借鉴的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应当借鉴欧盟的低碳发展经验,在国内积极推进低碳社会建设。在进路上通过采取加强低碳文化建设和政府角色定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企业清洁生产等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及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等措施来推动我国的低碳发展。

迎接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的生态化(下)

我国能源法的生态化主要表现为新指导思想的出现、立法结构的生态化、能源法律制度的进步等等。分析我国能源法生态化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影响了能源法生态化的真正贯彻落实,不利于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

后京都时代美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原因的理性解读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公共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作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的气候政策直接影响到国际气候合作的进展。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曾经给国际气候合作造成巨大的挫折。然而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开启,美国在不同场合表示将参与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探寻美国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我国清洁发展机制实施的反思与应对后京都时代的建议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它是国际环境法中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全球市场履约机制。蓬勃发展的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但是,甚少有人反思开展得如火如荼的CDM项目,对引进清洁生产技术、提高我国能源效率和转变我国能源结构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实施的不足和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在总体来说CDM在中国的实施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未如《京都议定书》设置的那样理想。最后,本文指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我国应对后京都时代的建议。

后京都时代中国CDM的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在《京都议定书》一期协议中,附件I国家(即发达国家)承诺减排。《京都议定书》在减排途径上提出了三种灵活机制,CDM(清洁发展机制)是其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的,它为发展中国家加入碳金融市场提供了通行证,然而2012年京都协议一期承诺的到期,使该机制的发展产生了不确定性。本文分析了CDM的经济机制,解释了它的项目流程,针对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肯定。然后结合2013——后京都时代的开启,这一特殊时间概念,分析了中国CDM发展遇到的风险,包括CDM注册风险大,中国国内碳交易体系缺失,以及后京都时代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及笔者自身认识提出了对策分析。主要从加强CDM注册管理,积极构建国内碳交易体系和积极应对后京都时代不确定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必须积极稳健地发展CDM市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