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总统制的逻辑原理和后共产主义政治

对半总统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政治科学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转型国家(即原苏东集团国家和原法国、葡萄牙殖民地)选择了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中,出现了过渡模式的多样性。即两种最自然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统—议会制和议会制)、一种略显波折的过渡模式(过渡到总理—总统制)和两种偏离了原来发展路径的过渡模式——过渡到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格鲁吉亚、2005年前的亚美尼亚和2006年前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及权力分散的半总统制(乌克兰)。根据研究,半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频繁出现,共有六个方面的原因:1、半总统制和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之间的二元权力结构模式之间存在相似性;2、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把行政权力分割为战略和管理两部分功能的主张很容易被理解和应用;3、即使宪法赋予议会任命总理的权力,但由于议会选举结果往往并非自动产生多数派,在此情况下,总统就会拥有足够干预总理产生和内阁形成的机会(立陶宛和后橙色革命时期的乌克兰);4、在由选民直选总统体制过渡到议会选举总统体制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对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时所设条件的增多(比如,不是简单多数,而是3/5通过方式),而这通常会导致总统长时间的空缺(1990年代的斯洛伐克和2009年以来的摩尔多瓦);5、民选总统看起来更加民主且更能回应选民影响国家政治的愿望;6、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半总统制国家政客们的"演技"使得他们国家的政治能够"娱乐"那些不愿放弃进入"半总统制剧场"门票的民众。

奥菲论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与民主

德国政治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奥菲对后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研究,也包括对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反思。奥菲对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反思体现于他对这些国家转型时期社会政策问题和民主问题的考察。一方面,他在对社会政策制定模式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指出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在转型时期导致财政危机的社会政策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法;另一方面,他又结合中东欧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转型时期民主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认为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的巩固最终要依赖于"宪法爱国主义"所带来的认同与动机力量。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一个以波兰及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

民族主义问题不仅是当今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而且在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呈现为令人困扰的思潮。结合着历史上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国家的传统与现状,本文对后共产主义社会境域中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后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其起源、生发和蔓延与社会变革产生的焦虑息息相关,既与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相对立,也与社会结构变迁相承接。

大规模私有化与后共产主义国家死亡率危机的跨国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的大部分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年人死亡率都呈上升态势,而各国在不同时期死亡率变化的差异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确切的解释。我们通过多元纵向回归来分析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处于工作年龄段(15—59岁)男性从1989到2002年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研究发现:作为一个经济转型策略,快速的大规模私有化是造成后社会主义国家成年人死亡率差异的决定性因素;而如果一个国家社会资本高,那么私有化对死亡率的影响就会被削弱。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贫困、不平等与民主：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的实践

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有些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出现了社会政策匮乏问题,凸显出民主治理的重要性。当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从过渡时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后,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例如,老龄化社会、出生率急剧下降、特殊群体贫困和国家结构等问题,这需要通过民主治理来加以应对。

何为政治信任的来源?——以后共产主义国家为背景考察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

美刊《比较政治研究》2001年2月号（第34卷）刊登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威廉·米施勒（William Mishler）与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合写的文章《何为政治信任的来源？——以后共产主义国家为背景考察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

价值形式批判、否定性革命主体与后共产主义研究——“开放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当代发展

"开放马克思主义"起初作为一面理论旗帜,目的在于重新集结不同思想传统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来抵御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而借助90年代阿多诺思想在欧洲的重新发现,他们最终建立起自身的理论范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理论力量。新世纪以来,其主要成员从不同理论向度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维尔纳·博内菲尔德延续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对价值形式问题的关注,力图厘清马克思与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关系;约翰·霍洛维拓展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阶级理论内涵,构建了一种否定性革命主体理论;西蒙·克拉克则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在大量实证考察基础之上完成了自己的后共产主义研究。

当代西方“后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及话语重构

后共产主义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西方学者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学者研究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到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其研究内容有积极方面,为当下社会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提示;后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悲观论断有其一定内在逻辑,但不足以证明共产主义作为人类重要文明理念的失败。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随着新的时代不断发展创新,在实践中矫正了传统的政治为主导的社会运动的弊端之后取得了耀眼的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证明了经典共产主义话语的前瞻性和智慧以及社会理论中基本原理的有效性,同时也是对"‘历史终结’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失败’的失败"最有力的证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道路选择、制度模式、崇高理想,不但没有被历史和时代所抛弃,而且在全新的时代和世界中不断孕育并蓬勃发展。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

各种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机制在建立之初经历了几十年发展轨迹的广泛趋同,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与苏联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但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转型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10年中,它们遵循的路径大相径庭,发展轨迹出现了很大差别。然而,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后共产主义开始出人意料地重新向一种新模式靠拢。这种新变化从2000年普京执政后受到推动,普京将"世袭制"转化为"俸禄制"的做法似乎对其他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也产生了影响。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充满了力量,没人能够推断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正如福山在他的最新著作中也承认的那样:历史可能不会终结。

金里卡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

金里卡针对当前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的问题上,国际社会致力于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输出到"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国家"的趋势,提出证明这种趋势合理性的四个假设。他对其中的一些假设进行了批驳,从而对西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他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全球普及充满信心。像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金里卡的思想具有很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对其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我们应当批判地借鉴吸收,而不应当盲目套用。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偶然及其评价

超越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对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的解释,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路径偶然理论提出政策选择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设计的独立性变量。在偶然性政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的干预作用,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以被动性制度设计或主动性制度设计的方式演进。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分析方法的创新,但它同时带有过多主观构想的色彩。

信仰之路上的灵魂救赎——由北村的《公路上的灵魂》谈起

北村的新作《公路上的灵魂》中有对信仰问题的相关论述,这些论述与当今时代重大课题有着某些契合点,即重塑科学信仰,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之上延伸开来,深入指出重塑信仰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并为重塑信仰、实现灵魂救赎提供一种可行的重要理论依据与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