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实证分析--基于粤湘川陕辽72个村庄的调查考察

实证调查启示,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复合型特征。这种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嬗变。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复合型特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也并不必然地破坏社会稳定;相反,对社会秩序还起着一定的建构作用。因此,理性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趋势,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

多中心供给: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模式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农业税取消后,由于中国县乡政府公共财力下降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减弱,致使传统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单中心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民的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相当突出。因此,需要改革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中心模式,实行"政府主导、市场引入、社会协同、农民合作"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即使是在后农业税时代,有的地方的农民负担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仍然相对较重;但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问题的性质及其成因,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要切实解决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就要有的放矢地采取得力措施。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综述

我国农村已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课题给予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与特征;“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选择等四个方面作了一个文献综述。

“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的职能转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它将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全力以赴.历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1982年以来,中央共颁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为此,特编发此组文章,从法治角度探讨新农村建设问题,内容涉及农民的政治权利、村民自治、村委会职能、义务教育和农地承包经营权,以期引起学界关注.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研究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民众总体数量、文化素质和广泛的流动性与今天都是无法相比。只要城市化还无法接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就必然需要政府在农村维持社会秩序,乡镇政权就必然要存在。乡镇政权今后的定位应该是把自身作为国家向农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它主要有三大职能:农民的生存权利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保障、农民的公共产品保障。对各级政府的权力配置重新进行洗牌:强化中央集权,确保宏观调控能力;精简中间层面,确保政策监督能力;重心下移县乡,确保政策执行能力。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的困境与出路

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乡镇经济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资金短缺的现象日渐突出。由此带来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义务教育事业,乡镇政府运转,乡村债务负担消化等方面工作受阻于资金“瓶颈”等问题,对中国乡镇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课题。探索解决这一新问题的方法,可以从乡镇机构的精简、冗员的削减,乡镇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投资体制改革几方面调整财政资源的配置;也可以从健全乡镇财政职能,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解决乡镇欠债问题几方面长远地解决乡镇财政的各种体制痼疾。

传统人伦关系与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基层政治的运作

人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人伦既是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乡村治理之所以出现困境,其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传统人伦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联系。在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科层制为主的运作模式转向以关系取向为主的运作模式,基层政治运作方式也从刚性的工作模式转向带有情感性的柔性工作方式,乡村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也将带有越来越多的乡土性。

社会化: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取消农业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是对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社会发展和管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公共服务社会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有效的探索路径,社会化能够实现多元化供给,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社会化能够激活民间资本的参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社会化能够降低公共服务运作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运作效率。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出发,建构科学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

农民组织化的困境与破解——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全面免除农业税政策的推行,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后税费时代"。因其人力资本存量一般都低于外部资本的获利预期,而无力应对农村资源流出,缺乏自我发展或对接外部资本的必要基础;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都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难以建立可维护的有效契约,使得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手段来促使其发展的努力会面临困境。

论“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的职能转换

围绕村委会职能及其转换问题,从考察体制赋予的村委会职能与现实中村委会的职能出发,引入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以此作为村委会职能转换的外生变量。文章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村委会的成长进入“后农业税时代”,这对村委职能向“本我”的回归既提供了体制空间,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分析了村委会职能转换的制约因素,据此提出了转换村委会职能的政策建议。

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对策分析

后农业税时代,为了改进村民自治组织面临政治权威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才外流、法律相对滞后等一系列新问题,必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化解村级债务;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法律系统化和村民自治规范化;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中提升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农村综合改革中构建新型乡村关系,破解"两委"关系难题;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

对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困难的思考

随着国家对农业税收的减免以及对农民直补政策的实施,乡镇财政愈加困难。本文对乡镇财政困难形成的原因从历史遗留、机构运转及职能和税费改革三方面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当前乡镇财政困难的真正根源在于财政制度不顺、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并提出改善此状况的根本办法是精简乡镇冗员、加大国家转移支付以及完善乡镇职能等。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债务化解研究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债务压力很大,应采取多种措施化解乡村的债务。还要不断发展乡村经济,提高乡村自身财政能力,以弥补财政空缺,偿还债务。

后农业税时代县乡财政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基于辽宁财政科研观察点问卷分析

2007年辽宁省筹建了财政科研观察体系，在全省范围内选择13个县120个乡镇（好中差各三分之一），形成了133个科研观察“样本”，观察点联系人来自县乡财政部门。为全面了解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新情规．新问题，我们设计了50道单项选择题，组织进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收到有效答卷112份，其中：县级18份、乡级94份，通过统计分析，结合实地调查、座谈，获取了基层政府财政运行“第一手”宝贵资料，据此对农村财政经济和社会运行情况进行客观、求是的判断。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及对策探究

明年全国将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已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当前必须加快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缓解乡镇财政压力;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以及理顺县乡财政体制关系,才能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后农业税时代”农村问题的思考

2006年全国将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已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当前必须缓解乡镇财政压力;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理顺县乡财政体制关系以及加快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析了我国农村在“后农业税时代”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村民自治运转失灵、农民利益表达梗阻、乡村公共服务匮乏四重困境。引发困境的因素有压力型体制侵扰、财政体制缺陷影响、公共决策参与渠道不畅、监督制度乏力四方面。合作共治是破解困境的基本进路,应该引入合作治理思维、建构合作型治理机制、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型模式等。

赋权:走出后农业税时代新困境的政治学探讨

在后农业税时代,出现了减负不增收的新窘境。导致广大农民减负不增收的原因很多,但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权利的缺失。在后农业税时代,赋予农民发展的基本权利和分享改革成果的平等权利,是破解“三农”困境的必然选择。

后农业税时代应认真对待农民的发展权

后农业税时代是农民自由发展的时代,是农民发展权得以保障的时代。在后农业税时代认真对待农民发展权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神圣条款内容的必然延伸;是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关键;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因此,认真对待农民发展权,营造充分保障农民发展权的五大体制机制是破解"三农"困境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