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社区理念下后单位社区资产更新路径研究——以成都市新桂东社区为例

要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单位大院逐渐让位于现代化共建共享社区,虽然单位社区逐渐解体,但其保留的全社会职能和社区服务能力仍受到社区居民的普遍认可。该文通过解读当下完整社区的工作目标,以后单位社区既有资产的完整性为依托,梳理社区内物质、环境、文化、人力四类资产特征,以完整社区的规划理念承接原单位社区“全功能性”特质,从激活存量物质资产、重组大院环境资产、识别单位文化资产、赋权动员人力资产四个方面提出后单位社区的资产更新方法。以成都市新桂东社区为例,针对社区内现有资产补充完善完整社区的建设要求,针对性提出相应的更新规划策略,以期为同类型后单位社区的转型发展提供更新路径的参考。

后单位社区共同体网络营造的实践逻辑——基于内蒙古L 后单位社区微信群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但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互联网的发展不但促进了城市居民间的沟通交流,也为后单位社区共同体的再营造创造了可能。以单位人与外来人的融合为焦点,考察内蒙古L后单位社区转型背景及共同体网络营造的成功经验,探究后单位社区共同体网络营造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通过“重构关系—激发行动—塑造精神”可实现后单位社区共同体的网络营造。其中,微信群可以在实体场景与虚拟场景的转换中,以年轻群体和退休群体为衔接,修复再造破裂的关系网络;微信群搭建的虚拟沟通平台可以使居民在沟通交流中实现利益协商,在单位人退场与外来人进场中实现利益让渡,在外来人参与社区利益共享中实现利益互换,动态整合差异化利益,促成集体行动产生;重构关系网络与激发集体行动可以推动单位人重拾集体记忆并逐渐形成社区群体认同,外来人提升自身价值并逐渐认同个体居民身份,在单位人与外来人共同向“社会人”的转变中形成整体性情感并塑造社区公共精神。回归共同体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内涵,以互联网为工具再造社区,为未来社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以“中间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涌现出大量的社团组织,在学者的研究中往往被称为"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等。在社会学理论传统和国内外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中间社会"这样一个中观的理论概念,其目的在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审视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借以思考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问题,这对社会学理论本身是一种推动,同时"中间社会"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实践内涵,有助于结合社会实践的具体情景思考中国社会进入后单位时期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问题。

“后单位时代”组织伦理的实证调查与对策研究

单位制度转型造成了单位组织伦理道德的变化。调查发现,当代中国单位组织的伦理道德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尴尬"的伦理样态、"悖论"的道德特征、"漂移"的责任主体。研究表明,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大转折和转换的关键期,应当充分重视单位组织的伦理建设。单位组织伦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其真正成为道德责任的主体,具体可通过确立组织伦理理念、高扬组织伦理精神、创建组织伦理场域、构建组织伦理制度来实现。

基于社区人力资产的后单位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心湾社区为例

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社区人力资源资本化发展是适应城市更新新形势的必然要求。作为承载计划经济时期历史记忆和空间格局的一类过渡型社区--后单位社区,虽然存在转型需求与资源供给不匹配的突出矛盾,但同时又具有“人力富裕、空间冗余”的典型在地性特征和基础性优势。社区人力资产具有能动性与创造力强的特点,是应对后单位社区更新困境的重要潜力与抓手。以转型成功的后单位社区--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心湾社区为例,通过梳理人力资产在社区公共空间更新各阶段中的构成与作用,提炼基于人力资产的后单位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思路:优先整合人力资产、建立动态资产评估机制、推动“人-空间-服务”整体发展,明确指出政府在更新中应重视人力价值挖潜、智慧机制建设和起步经济支持,以期为同类型后单位社区的转型发展与风险预防提供在地化更新路径参考。

后单位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困境

在城市,社区是农民工融人城市的起点。混合居住模式逐渐在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领域得到重视。然而,从实践看,即便是混合居住,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也遭遇了困境。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襄阳南漳新华书店单位混合社区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表现出双重不情愿与双重勉强感的特征。要解决这种融合困难,明确管理主体和责任、强化社区服务和管理、扩大社区交往是关键。

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重塑

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有助于协调社区阶层间的利益和矛盾,维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还较为低迷,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社区认同度不够,社区公共理性缺失,社区参与率不高,社区满意度偏低。浓厚的单位意识而低迷的社区意识制约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破除单位社会后遗症需要加快社区意识重塑:培育社区组织,重构精神家园;拓宽社区参与,深化社区自治;培育社区资本,促进社区发展;开展社区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后单位时代脱域社区的再地域化——基于社区网络平台的讨论

后单位时代的社区功能已经式微,而如何重拾后单位时代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地方感,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虚拟社区充溢下的后单位时代社区建设的重要课题。基于对社区网络服务平台相关研究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区网络平台在加强社区服务的再地域化、促进社区主体参与的再地域化、社区治理的再地域化、培育社区"共同体"的再地域化等方面已成为重要的载体。因此,在新时期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建设基于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信息网络平台,将成为信息化后单位时代我国进行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有效途径,同时它也必将成为社区共同体培育的重要抓手和关键。

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与政府能力建设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会已经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特征,在当下从事住房保障工作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能力。政府是住房保障的责任主体,面对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组织制度的变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社会的分化和整合,住房保障工作呈现出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住房保障没有统一的一刀切的规范模式,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需要在国家宏观的制度指导下进行有效的、有地方性的创新。政府需要在住房保障工作中强化财政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和信用能力。政府能力的提升最终要依靠发挥社会的力量,变单纯的政府管理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给予民间社会法定的自由度和充分的创造力。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功能面向与制度化建设——基于后单位社会视角

单位制社会向后单位社会转型要求城市社区治理进行相应的变革,在后单位个体化社会的条件下,协商民主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选择。虽然协商民主在城市社区治理的不同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功能取向,但凝聚分散化的社会个体及形成的基层社会对政府的认同却是社区协商的基本功能。在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格外重视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协商成果的实际运用、对社区居民的赋权以及社区治理的流程再造等问题。

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重塑——以南京市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

权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目前后单位社区日益凸显出权威真空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权威的缺失。重塑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须从完善自治组织权力生成机制、强化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绩效等几个方面入手。重塑社会权威对后单位社区建设有重大意义。

“后单位社会”官德的嬗变与重塑

官德是领导干部在其权力活动实践中应予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官德失范的行为是自律性道德滑坡和制度性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以现代化为诉求的制度安排,"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综合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机制,单位体制所内生的制度性特质是"后单位社会"扭曲的政绩观、自利性倾向凸显、权力寻租现象频发等官德异化行为的一种制度性力量。因此,在构建新型官德模式的过程中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此过程需要克服单位制度的巨大惯性和变革形态的制约作用,加强单位内部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推进行政执行的科学化、完善行政监管的制度化等方式,以协同改进新时期官德建设。

后单位社会住房保障认知及制度实践

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度,住房保障的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权。社会成员的住房保障制度认知必然影响制度实践的整体效率及未来走向。通过调查后单位社会下社会成员的住房保障认知,发现社会网络、社区、社会组织等在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诉求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后单位社会住房保障实践的基本特点是:住房保障个体权益意识增强;以传统单位组织为载体的福利诉求模式仍然存在;相关社会组织已现雏形,但仍处于萌芽阶段;突破组织界限的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福利认知和参与渠道开始形成。

附等式约束线性模型的验后单位权中误差最小值的估算及其应用

根据附等式约束线性模型参数估计的平差过程,利用正定二次型矩阵极值的方法,解算残差二次型增量的极小值和该极小值满足的条件,推导出附等式约束线性模型参数估计的验后单位权中误差最小值的计算公式。选择该最小值作为验后单位权中误差的限差的基准值,应用于起算点兼容性检验中,验算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后单位社会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是搞好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条件,在单位体制逐渐瓦解的后单位社会,充分把握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社区建设。本文对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目前居民社区参与呈现出下列特点:行政动员型参与和自发主动型参与此消彼长;网络社区参与与现实社区参与共存;社区娱乐休闲型和维权型参与凸现;社区公益型和政治型参与逐渐增多。

住房保障制度实践中的社会协同——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在当下住房保障制度实践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政府责任,而忽略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导致住房保障工作的诸多困难。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社会组织力量参与住房福利的经验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但由于社会基础条件不同却无法为我们所复制。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受到"后单位社会"结构的形塑,由此导致的"体制复归"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倒退,而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一种愿望。社会协同机制的形成有赖于政府将这种内在动力转化为普遍化的社会福利,以保证住房保障的公平和效率。

金钱、地位与道德精神:论后单位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联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种变动的突出负面影响便是使社会成员把财富与社会地位看成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后单位社会呈现出的这种价值观念一元化、单一化、同质化的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嵌入后单位社会生活中,并与后单位社会各项体制相适应,致力于社会道德修复,规范重构,鼓励教育人们勤奋学习,重思考,善判断,以利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实现经济与道德的同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