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重塑

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有助于协调社区阶层间的利益和矛盾,维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还较为低迷,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社区认同度不够,社区公共理性缺失,社区参与率不高,社区满意度偏低。浓厚的单位意识而低迷的社区意识制约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破除单位社会后遗症需要加快社区意识重塑:培育社区组织,重构精神家园;拓宽社区参与,深化社区自治;培育社区资本,促进社区发展;开展社区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功能面向与制度化建设——基于后单位社会视角

单位制社会向后单位社会转型要求城市社区治理进行相应的变革,在后单位个体化社会的条件下,协商民主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选择。虽然协商民主在城市社区治理的不同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功能取向,但凝聚分散化的社会个体及形成的基层社会对政府的认同却是社区协商的基本功能。在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格外重视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协商成果的实际运用、对社区居民的赋权以及社区治理的流程再造等问题。

后单位社会住房保障认知及制度实践

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度,住房保障的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权。社会成员的住房保障制度认知必然影响制度实践的整体效率及未来走向。通过调查后单位社会下社会成员的住房保障认知,发现社会网络、社区、社会组织等在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诉求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后单位社会住房保障实践的基本特点是:住房保障个体权益意识增强;以传统单位组织为载体的福利诉求模式仍然存在;相关社会组织已现雏形,但仍处于萌芽阶段;突破组织界限的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福利认知和参与渠道开始形成。

后单位社会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是搞好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条件,在单位体制逐渐瓦解的后单位社会,充分把握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社区建设。本文对居民社区参与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目前居民社区参与呈现出下列特点:行政动员型参与和自发主动型参与此消彼长;网络社区参与与现实社区参与共存;社区娱乐休闲型和维权型参与凸现;社区公益型和政治型参与逐渐增多。

住房保障制度实践中的社会协同——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在当下住房保障制度实践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政府责任,而忽略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导致住房保障工作的诸多困难。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社会组织力量参与住房福利的经验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但由于社会基础条件不同却无法为我们所复制。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受到"后单位社会"结构的形塑,由此导致的"体制复归"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倒退,而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一种愿望。社会协同机制的形成有赖于政府将这种内在动力转化为普遍化的社会福利,以保证住房保障的公平和效率。

金钱、地位与道德精神:论后单位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联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种变动的突出负面影响便是使社会成员把财富与社会地位看成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后单位社会呈现出的这种价值观念一元化、单一化、同质化的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嵌入后单位社会生活中,并与后单位社会各项体制相适应,致力于社会道德修复,规范重构,鼓励教育人们勤奋学习,重思考,善判断,以利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实现经济与道德的同步健康发展。

公民权与后单位社会建设——试论后单位社会建设及后单位社会人的培育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构,单位制不断解体,我国进入后单位社会。这一时期,在国家和个人中间缺乏有效的缓冲带,个体的权利受到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侵蚀。为此,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可以抗衡市场的"能动社会"以及一个抵御国家权力的"公民社会",而公民权是"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生产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后单位社会的建设以及后单位社会人的培育就是要围绕确立公民权展开,建设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社会。

后单位社会民生建设中的国家责任机制分析——以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为研究个案

以棚户区改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生建设构筑了中国后单位社会国家责任表现形式,构成了民生工程研究的"中国寓意"。单位社会中政府对社会空间的长期高度控制、民众的单位倚赖心理长期浸淫和资源国家独控等赋予国家提供保护的责任。相对于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逐渐成为社会关系的协调机制,功利化原则成为个人利益关系协调的经济文化基础;(2)单位人的社会理性正在增加,功利化的个人利益关系网络形成改变了单位社会的社会基础;(3)随着单位制的逐渐消解,以社会或社区为主要生活场域时代的来临。而与此相关的是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逻辑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集团收益效应正在公共事务管理和棚户区居民利益自我维护上发挥作用。在实然意义上棚户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底层化、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功利化是后单位社会民众利益寻求国家保护的社会基础。后单位社会是市场转型的直接后果。市场转型直接导致中国社会资源配置逻辑的变换。对于棚户区改造中社会资源的国家主导配置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家保护的动力、能力、合力和激励功能,其机制从棚户区改造本身的意义来看体现为国家的回归,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后单位社会”官德的嬗变与重塑

官德是领导干部在其权力活动实践中应予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当前,部分领导干部官德失范的行为是自律性道德滑坡和制度性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以现代化为诉求的制度安排,"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综合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机制,单位体制所内生的制度性特质是"后单位社会"扭曲的政绩观、自利性倾向凸显、权力寻租现象频发等官德异化行为的一种制度性力量。因此,在构建新型官德模式的过程中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此过程需要克服单位制度的巨大惯性和变革形态的制约作用,加强单位内部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推进行政执行的科学化、完善行政监管的制度化等方式,以协同改进新时期官德建设。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从单位社会到网络社会:个体权利的视角

将个人面对组织的相关权利维度作为核心关注点,沿着个体“退出—进入”“组织、系统和生态”的权利展开社会变迁分析,能够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和网络社会三种形态,对个体“退出—进入”某个组织、系统、生态的可能性、形式、成本、收益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单位社会到后单位社会、再到当前网络社会,总体上是一个个体的“权利”不断扩张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有所反复,有时候对个体相关权利的过度扩张也有必要进行恰当的约束。

单位社会的消解及社会建设的难题

单位曾是人们生活的中轴,在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单位社会逐渐地被消解,“单位人”开始向“社会人”转变。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人们的生活空间、行为模式、利益格局、思想方式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转变的压力,也就意味着迥异于单位社会的后单位社会的来临。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发展的方式也会随之而改变。

后单位社会的文化实践与社会建设——以东北S市广场文化为例

文化和文化实践受制于社会和社会的需要即文化是镶嵌于社会之中的,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制约着文化实践。由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S市广场文化单位社会和后单位社会时期的差异性可知:老工业基地社会长期的单位历史和断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文化实践阶层和群体的差异性。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应立足于社会建设,通过社会建设来改善和调整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拓展公共空间和培育公共活动,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缓和社会结构的分离倾向,使现代社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有机体。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离开单位》:每个人都要直面后单位社会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单位是一个人安身主命之所。但随着单位制度的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传统意义上的单位,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对离开单位不同群体的研究,可以更透彻地了解到社会转型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雷升先生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细心的观察,写出了《离开单位》(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一书。为使更多的人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该书责任编辑赵泓和雷升先生就这部书进行了一次对话。

文化实践、公共空间与社会建设——以东北S市广场文化为例

文化和文化实践受制于社会和社会的需要即文化是镶嵌于社会之中的,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制约着文化实践。由东北老工业基地S市广场文化单位社会和后单位社会时期的差异性可知:老工业基地社会长期的单位历史和断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文化实践阶层和群体的差异性。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应立足于社会建设,通过社会建设来改善和调整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拓展公共空间和培育公共活动,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缓和社会结构的分离倾向,使现代社会成为生机勃勃的有机体。

后单位时期社会的原子化动向及其对基层协商的影响

将社会原子化命题置于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之下,并与基层协商话语相联系,我们发现,城市社区居民的弱参与,基层协商动力的低下,以及社区公共性的危机,都对当下展开的基层协商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为此,我们应努力推进社区生活和基层社会联结的重建,凸显基层协商的特性,打造基层议事平台,以实现新时期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