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走向

菅义伟接替长期执政的安倍出任新首相,与安倍及自民党派阀支持有关,因而安倍外交理念注定会影响“菅内阁”的对外关系。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注重印太视阈下的日澳、日英等“准同盟”构建,继续“战后外交总决算”,均是菅义伟政府坚持安倍时代“战略性外交”的理念表达。菅义伟强调“将与近邻各国构筑稳定的关系”,表明安倍外交遗产涉及的日俄领土问题、朝鲜半岛“历史问题”等“负面清单”依然困扰“菅内阁”的外交决策。尽管菅义伟首相表明其对华政策奉行安倍既定方针,亦不排除出现或然性现象。具体来说,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加之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是考验“菅内阁”大国“平衡外交”的试金石。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政策举措与展望

2020年9月菅内阁成立后,寻求在防控疫情和重启经济之间找到两全之策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菅内阁继承“安倍经济学”政策遗产,巩固政策成果,另一方面“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为后安倍时代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和风险。与“安倍经济学”倚重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菅内阁力图突破原有政策局限,着重推进“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通过结构改革和规制改革,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未来菅内阁在电子政府建设、地方经济发展、劳动方式改革、电信资费体系调整、环境规制改革等领域的政策举措值得关注。

后安倍时代日本军事大国化追求与对华博弈加剧

推进军事大国化,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和地缘政治安全压力,成为“正常国家”,是后安倍时代日本最核心的政治议题。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通过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强化日美同盟,以及修订“安保三箭”等策略,实质性地推进军事大国化目标。在对华关系上,日本继续利用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牵制中国,提升对华博弈能力;联手美西方国家,多维度加剧与中国对抗。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变化及对外经济政策特点——兼论对华经济政策走向

进入后安倍时代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日本经济及对外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日本经济的变化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重要影响正在使日本社会经济转向"新常态",日本经济在就业和劳动方式、创新、经营模式和业务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变化。从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来看,为了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强韧经济社会体系进化的目标,在以往一直坚持的"维护国际协调"的轴心基础上,又开始强化"维护经济安全"的另一个轴心,越来越呈现出极力避免"风险情景"、发挥国际协调主体作用、强化供应链强韧化和维护经济安全的国家间合作、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和强化产业竞争力等特征。从日本对华经济政策的走向来看,日本会继续坚持推动中日经贸合作提质升级的主基调,同时,日本也会在继续推动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在全球供应链调整中日本也将持续制造业生产"去中国化"倾向。

“后安倍时代”日本首相官邸主导决策困境探析

实现官邸主导决策是日本政府实行政治与行政改革的重要一环。安倍二次执政时期官邸主导决策得到显著强化,但进入“后安倍时代”,官邸主导却在疫情应对及规制改革上陷入诸多困境。究其原因,是制度、个人、国内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也表明政治与行政改革依然存在不彻底、不完善之处。总体而言,尽管强化官邸主导已经成为当前日本政治体制转型的显著趋势,但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国内政治形势难言明朗的背景下,“强首相”决策机制能否有效延续,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后安倍时代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时至今日,日本政坛正式进入后安倍时代,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通过语料库的建立和分析可知,日本对“一带一路”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是紧扣自身利弊得失来决定的。在后安倍时代,日本会继续表现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日本安全战略空间的担忧和诋毁;另一方面,日本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过程中,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因此,在国际局势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只要中国能够努力保证“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有可能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深与中国的合作。最后,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做好舆论宣传工作,通过有策略地讲述“一带一路”故事,塑造和提升“一带一路”形象,进而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及其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安倍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的对美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安倍政府试图实现安倍晋三个性化执政理念、对冲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和制衡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三重动因。尽管2021年前后日美两国均迎来了首脑更替,但由于后安倍时代的日美两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因而岸田文雄政府将基本延续安倍政府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在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尝试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受此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举措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

近年来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持续深化。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日本综合性地采取军事推回、经济迟滞、制度规锁和意识形态诋毁等多样化的战略工具,表现出鲜明的诉诸威慑的行为特征,构建对华威慑力作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主要取向逐渐清晰化。日本安全战略目标的威慑转向,受战略、实力、政治三方面因素的驱使,历经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实践,特别是受到中美战略博弈和亚太变局的催化,又为威慑力构建逻辑所驱动,其必要性、可能性、有效性的认可在后安倍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将成为较长时期内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战略偏好。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弄清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底层逻辑、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把握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形式和性质以及对亚太安全格局和秩序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也能为丰富威慑理论提供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