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综合风险治理与后常规科学

基于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IRGC)提出的综合风险治理框架,从后常规科学的角度分析了"综合风险治理"的含义、产生背景和优势,并重点探讨了IRGC风险分类体系与后常规科学的联系,明晰了其分类本质和基础,提出了综合风险治理在科学层面的"综合"。研究表明,对于风险的综合治理,尤其是全球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风险问题的综合治理,需要从科学层面上对传统常规科学与后常规科学进行综合,从而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有效的综合风险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后常规科学视野下转基因技术决策与协商式公民参与

后常规科学使得传统的科技决策模式面临挑战,转基因技术的争议证明了"政府—科学家"的常规决策模式不能解决科技决策中风险不确定性、价值争议性和多元合法性等问题,需要"扩展的对等共同体"参与科技决策新模式。风险社会中民主治理和科技公民身份对后常规科学视野下公民参与科技决策进行了理论解读。协商民主的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在后常规科学时代,协商式公民参与科技决策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风险分析技术框架的后常规科学和社会学批判:朝向一个综合的风险研究框架

在应对当代科技所带来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复杂的、高后果的风险中,新兴的风险分析科学确立了风险分析的技术框架,并在多学科的共同推动下不断拓展其理论框架。后常规科学和社会学对风险分析的技术框架以及事实—价值二元框架的批判有助于形成一个涵盖风险的技术方面与社会方面、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消除二元分立、关注风险动态过程的宏观、综合分析框架,促进风险研究的发展。

生态问题与后常规科学思想

生态问题不仅已经成为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素养的哲学家争论的一个热点,而且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许多人包括一般公众在内关注的焦点之一。可以说,生态问题对科学、哲学乃至一般社会思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首先指出生态问题与西方最近兴起的“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之间的关联;着重介绍后常规科学思想的特征;最后加以简要的评论。 1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类所有的问题和困难都可以由科学技术来解决。

后常规科学时代公共决策模式的转变

后常规科学观认为现代科技发展具有结果的不可控性,并与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社会价值观、伦理标准等因素相联系,使公共决策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技术官僚型公共决策模式以"技术统治论"及专家坚守政治中立、价值无涉为假设前提,期望达到公共决策"政治—科学"的二元分离。但是技术专家角色的政治化,以及技术专家的单一学科的学术训练背景,意味着该模式的破产。为此,应充分认识与承认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决策过程,建构批判性、多元性与社会性的公共决策模式,即开放型公共决策模式。

后常规科学视阈下气候科学不确定性研究

20世纪以来,常规科学无力应对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复杂问题提出的新挑战,传统气候科学中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科学决策的进程。20世纪末诞生的后常规科学可以说是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政策相关问题的回应与解答。在后常规科学中,我们可以找到处理气候科学不确定性、提高科学信息质量、促进科学决策的有效途径。

后常规科学视域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与科技治理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治理进一步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要素,以事实不确定性、价值争议性、决策紧迫性等为特征的后常规科学构成新型举国体制融入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从知识创新维度,基于科学契约、集中项目和互惠同意的整合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旨在形塑以使命为导向的创新型知识生产。从情境构建维度,以同一性、公共性和长期性的国家意志为启动机制,互嵌性多元主体构建了新型举国体制制度化运行的风险情境、争议情境、失灵情境、追赶情境等多元场域。面向未来,应当形成科学理性、集体信任和效率共识合力,以构建高效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科技治理质量及效能,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

库恩与“后常规科学”

一、问题何在？ 今年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重读此书，我们依然能从中寻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诸多灵感。这里所说的“当下问题”，指的是“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science）问题。要想理解“后常规科学”，无疑须得从“常规科学”入手。按“常规科学”的表达，科学是一种循规蹈矩的“解难题”作业。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科学的社会契约与后常规科学

科学的社会契约描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府以经费资助和给予科学家自治权来换取科学发现及技术创新。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科研方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契约的两个隐含前提——科研诚信与线性模式——受到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冲击,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挑战。后常规科学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状况中科学知识质量标准的转变以及对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方式的扩展,为科学的社会契约的调整方向从理念上提供了启示。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的公众参与——基于后常规科学话语理念分析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一直存在争议。而在公众参与层面,存在参与失序、诉求模糊以及信息阻塞这三方面困境。后常规科学话语理念为公众有效参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提供了民主的对话空间。通过实现有序参与制度的转向、公众科学理性的转向以及回应性话语结构的转向来实现公众真正参与决策,进而解决分歧达成共识。

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看转基因技术争论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广给现代农业、医学和生物经济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自从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极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争论,认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科学观念的碰撞,是在常规科学框架下看待具有后常规科学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后常规科学中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延伸的事实"等概念为科学共同体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公众参与科学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对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推进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后常规科学思想对景观规划的启示

自然科学的渗透和规划程序的科学性追求,使得规划师的角色由解决生态问题的实践者变成了自然科学的"应用科学家"。景观规划中的科学性并不能有效应对规划不确定性、人类认知不完全性、规划问题抗解性等挑战。面对景观规划中科学性的困境,需要回到科学哲学层面反思并探索新的思路。"后常规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践,可以弥补"常规科学"在应对复杂现实问题时的不足。后常规科学思想可以给景观规划以有益的启示,具体包括"扩大的事实""参与知识生产""跨领域共同体"三方面,为景观规划认知规划对象、应对不确定性、协调多元价值观提供新的工具。

后常规科学时代的风险传播:起点、规范与理性根基

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效的风险治理,而风险传播在风险治理中处于关键环节。将后常规风险观作为风险传播的研究起点,有助于超越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风险观争议。后常规科学反映了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在风险社会的转型,其规范结构关乎风险传播中的信任机制重塑。有必要重视专家系统的主动信任和公众的合理不信任,以实现科学理性与交往理性的融通;同时应补足风险传播能力建设的短板,从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众理解纳米科学:利益、风险和不确定性

感知和知识是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环节,纳米科学的涌现和迅速发展使得公众的认识和信任相对落后。对于技术的利益(福祉)、风险和不确定性,人们更倾向于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作出反映,即"后常规科学"视角——强调对话情境下的知识融合,以及科技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后常规科学"的视角,为公众信任和分享科学知识提供了一种认识论上的支持,也促使更多专家意见之外的"同权共享团体"参与科学议题,进而为公众感知和理解纳米科学提供一种新的实践理念。

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地理学传统——以科罗拉多大学自然灾害中心的体制化为个案

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传统。本论文通过文献调研、人物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方法,对人文地理学传统的典型机构科罗拉多大学自然灾害中心做了个案研究。透过＂人类生态学＂理念分析出了灾害研究的实用主义哲学底色。基于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组织设计、物质基础等＂体制化＂维度,细致梳理了自然灾害中心的奠基、使命、演化及影响。最后,从后常规科学观的视角批判性地审视了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这一领域。

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以风险沟通为思考点

风险沟通是化解转基因技术争议的关键。传统风险沟通形成于第一现代性语境,受财富生产逻辑、技术理性逻辑及其衍生的控制性、确定性逻辑支配。因而"挺转"试图基于传统风险沟通范式化解第二现代性语境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议,必然遭致"反转"的抵牾。两者由"对立"转向"对话"的根本路径在于诉诸透明开放、多元主体参与的后常规科学风险沟通范式。

基层社会多元共治“何以可能”:基于协商民主视角--以中部S县基层治理创新为例

新时代我国基层治理改革与发展,需要着眼“后常规时代”科学发展与公共治理的互动趋势,不断推进理论工具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路向,以建构现代多元共治体系为重点,推进基层治理系统性再造。主要包括: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多元价值治理、探索“村(居)民作主”的有效方式、精细设计多元参与机制、扎实推进基础性建设、全面实施文化塑魂树人工程。推进基层社会多元共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参与为根本动力,以系统性改革为根本方法。

科技智库建设的多层次图景分析

[目的/意义]当前我国科技智库建设普遍存在定位模糊和"库"重于"智"的问题,在新的决策背景下,找到"位"、提升"智"是当前科技智库建设的首要任务。[方法/过程]本文以知识为基础,构建了科技智库建设的多层次图景:宏观层面的属性和边界关系图景,微观层面的研究体系及功能结构图景,中观层面的类型模式和组织演化图景,希望能够以"图"定"位",以"知"明"智"。[结果/结论]从多个维度对科技智库进行了以"图"定"位",并明晰了科技智库提高"智"识—提升"智"量—彰显"智"能的以"知"明"智"的路径,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1)认为知识与决策的双向互动是科技智库区别于其他智库的本质特征,将科技智库与其他智库的互动关系分为强联系与弱联系型,提出科技智库是智库体系中最为基础、最为能动、最为新锐的力量;(2)明确了核心科学在科技智库中的灵魂地位以及科技智库对核心科学的反哺作用,提出科技智库应超越当前"科技咨询"模式,向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高的后常规科学问题及策略拓展;(3)基于知识体系架构和领域跨度,将科技智库划分为综合型、专业型、咨询型、平台型4个类型,并在系统整合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智库的组织演化图景,基本明确了科技智库的建设路径及一流科技智库的建设方向。希望为个体科技智库建设和国家科技智库的宏观管理提供一些可能的靶标和参考,为科技智库理论和实践的多元化、系统化、有序化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