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后录》中的交通路线及其书写

《指南后录》是文天祥从广州到大都过程中创作的一部诗集。集中记录了文天祥所走的水陆交通路线,包括赣江、长江及大运河周边的沿线城市,较好地反映了路途中的交通状况、城市风貌和诸多交通现象。通过对诗歌中交通细节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文天祥的思想和内心,以及行途中诗歌风格和情感的变化。

李大翀及其稿本《然犀后录》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民国线装手稿本《然犀后录》一册,作者为清末著名金石书画鉴定名家李葆恂之孙义州(今辽宁省义县)李大翀。从作者家世、生平及《然犀后录》成书之经过、内容、评价等几个方面对李大翀及其稿本《然犀后录》进行介绍,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义州李氏及其著述提供了帮助。

文天祥《指南录》《指南后录》异同论

文天祥的《指南录》与《指南后录》从题材来说是纪行诗和囚禁诗，主题是表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它们前后承接，构成一部自传体的诗史。两者差异在于：《指南录》主要是叙事诗，诗文结合，联篇吟咏，赋笔铺陈，《指南后录》则主要是抒情诗，显言感受，径发议论，剖白内心。同为诗史，前录侧重在历史事件的具体叙述，后录侧重在时代精神的深刻揭示。前录是惊天的战鼓，高亢激越；后录是动地的囚歌。

新发现康海散曲集《沜东乐府后录》校笺(上)

康海是明中期最重要的曲家之一。新发现台湾所藏《沜东乐府后录》是其散曲集《沜东乐府》的续作,共收小令185首、套数82套,成倍地增加了目前学术界所知康海散曲数量,是整个明代散曲文献的重要发现。本文对《后录》全书进行点校整理,公诸学界,望有助于资料的流通和康海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钱坫《论语后录》体例分析

自古以彩，为《论语》作注者可谓汗牛充栋，在清代，论语研究更是达到了顶峰，钱坫的《论语后录》是清代论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体例分为考异本、校谬勘、钩佚说、补剩义、正旧注、采通论和存众说七大类，此七例不仅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更是成书的重要方法，研究其体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黄以周《十翼后录》研究

《十翼后录》是晚清经学家黄以周最重要的易学著作,学界相关研究不多。黄以周治易方法较为多样,既继承了象数易学、义理易学的传统,也有以礼治易、小学治易的独到之处。在研究内容上,黄以周此书有三个重点,分别是尊《易传》、阐《易释》与驳《周易注疏》。《十翼后录》体现出经学家治易的特质:重视小学文献之学;尊重经典,反对擅改擅删;重视证实,反对空疏;儒学本位,力戒异学。

记好数学教后录,提高教学质量

本文通过实践观察的方法,对教案中的重要一环——教后录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教后录记载的内容及效果,从实际出发,找到了记载教后录的方向,对指导教师记载教后录从而逐步提高教学成绩有积极的意义。

《邵氏闻见后录》点校献疑

中华书局版《邵氏闻见后录》的校点总体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仍有可商榷之处。本文从标点有误、标点可改、刊印有误、校勘不当等方面检出数条,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

文天祥的《指南录》、《指南后录》以及没有编入二录的《吟啸集》、《集杜诗》都是纪事诗集。文天祥誓死抗元,始终不屈,以自己的行动写下壮丽的史诗;他也用笔记录斗争的经历,留下动人心弦的诗文,为祖国文学遗产增添了一笔财富。文天祥(1236—1283年)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敬鄉録》版本流傳考訂及《敬鄉前録》輯佚考證

元末文人吴師道收集婺州先賢事迹、詩文輯成《敬鄉録》一書。此書在民國前僅有少數鈔本,所幸收入《四庫全書》而得以保存至今。但四庫館臣竟未發現所收録十四卷本《敬鄉録》實際爲《敬鄉後録》,而非《敬鄉録》全本。《敬鄉録》原本分爲《敬鄉前録》《敬鄉後録》,共二十三卷,專門記録蘭溪一縣先賢事迹、詩文的《敬鄉前録》大約在万历時已亡佚,現存《敬鄉録》記載婺州金華、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六縣士人的小傳、詩文。另外,本文通過吴師道文集《吴正傳先生文集》與明代《蘭溪縣志》相關文獻,試圖考證、輯佚《敬鄉前録》所涉及的人物與詩文。

漫谈高俅的足球人生

在正史中,关于高俅的记录并不多。根据南宋王明清所著《挥麈后录》中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黄式三、黄以周《易》学著作序跋谫述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为近代经学大师,博通群经,造诣精深,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父子俩撰有《易》学专著五种:黄式三撰《易释》一种,黄以周撰《十翼后录》、《易释》、《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剩本》四种。共有序跋八篇:黄式三《易释》傅梦占叙、自叙和后记各一篇;黄以周《十翼后录》二十四卷稿本黄以愚序、黄以恭序和自序各一篇;《周易故训订》黄以周自序一篇;《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剩本》合刊本唐文治跋一篇。

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

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均有关于苏轼的材料记载,但由于父子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各自人生经历的差异,形成了对苏轼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观念。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邵氏父子虽然都反对熙宁新法及新法派人物,但在交往和评价新法反对派的问题上,两人具有明显差别,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苏轼评价倾向的形成。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周邦彦卷入王寀、刘昺“谋逆”事件考辨

宋人庄绰与王明清曾谓周邦彦因受王、刘"谋逆"事件牵连而出知真定,然当代学者却反以为邦彦因反对蔡京而外任。此文则考出所谓王、刘"谋逆"事件纯属冤案,是当时郑居中与蔡京政治角逐的产物。但邦彦的确受此事件牵连,几乎获罪,因得到蔡京及其集团其他成员的营救而豁免,遂出知真定。

邵博论苏诗用典之误

自从宋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喜欢指出苏轼诗用典的谬误之处。他们的言论,记载在笔记或诗话中,其中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6假借童子向他提问,一口气列举了苏轼诗中用典的十个错误之处。本文详细分析这十个所谓谬误,发觉大部分指摘都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论文天祥后期诗歌的审美情趣

文天祥的后期诗歌以纪实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诗人奋勇抗元、救国救民、不屈斗争的生活历程，平易晓畅，质朴自然，不尚雕饰，呈具自然之美。诗作交织着诗人激昂慷慨与哀伤痛楚二种情感与心态，前者因为追求“仁”、“道”、“正气”等目标，显得雄浑；后者缘以亲历国家沦亡之情景，是为沉郁。因此，自然、雄浑、沉郁例构成《指南录》、《指南后录》

《养晴室笔记》七则(选刊)

《养晴室笔记》,綦江庞石帚先生晚年所著书。甫成三卷,而先生逝世。遗稿久藏箧衍,未经刊布。经商得先生家人同意,由本刊选载数则。尝鼎一脔,读者鉴之。

文天祥《念奴娇》词不是伪作

文天祥的诗传至后世的约有八百余首,而他的词留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指南后录》中收有一首题为《驿中言别友人》的《念奴娇》词,现抄录于下: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赢,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