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治”视域下的右翼民粹主义与历史的“空位期”

“后政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状况下,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掩盖政治性的政治统治。在“后政治”所造成的政治空场之下,西方民众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无法在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的框架内得到承认和表达,因而逐渐被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所俘获。右翼民粹主义是“后政治”时代所积累和压抑的社会矛盾及政治情绪的暴露和表达,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主流政治空间之外寻找新的政治代表性的希望。但是它遮蔽了资本主义本质性问题,把结构性的、纵向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横向的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从而掩盖和保护了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它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反而会把人类带向更灾难的境地。

“网络后真相”与后政治冷淡主义及其矫治策略

在国家对网络强势治理的背景下,网络进入了后真相与后政治冷淡主义并存的时代。网民基于个人情感与个人信念对网络政治信息进行意识形态式的解构、重组、传播,形成了后社会公共舆论。无真相的真相成为后真相的典型特征,政治的主流范式表达成为网民的机会主义选择。后真相与后政治冷淡主义密切结合,以不介入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从而影响甚至破坏健康的社会公共舆论,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打破多元意识形态的动态平衡。因此,国家应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相应调整,完成社会公共舆论治理转型,推动社会公共舆论的健康发展,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引导力。对此,采取法治矫治、民主矫治、公平矫治、道德矫治、技术矫治等多元并重的措施,并以法治为基本目标进行矫治,才能克服网络社会公共舆论乱象。

马克思的后政治民主模式构想——兼析“政治终结”过程中的民主模式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准确地论述了关于理想社会中的民主模式的现实前提以及民主模式的实质。马克思的民主模式鲜明地表达了“后政治”语境。这种直接民主模式既遭到了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曲解,又受到当代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内的西方学者的责难。而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时序错位,未能充分意识到马克思民主模式是后政治民主或后资本主义民主的民主模式。由于这种时序错位,马克思民主模式的“后政治”语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忽视、曲解和扭曲。

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以齐泽克为例

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左翼的激进政治想象和政治介入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齐泽克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政治介入是一种"后政治的政治",其根源在于"经济的非政治化"。要想对抗后政治,必须将"经济再政治化",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的批判。但是齐泽克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给出我们任何具体方案,这使得他的政治介入也陷入了某种困境。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后政治的政治",必须将"经济再政治化",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如齐泽克般陷入空洞的宣讲,我们要揭示资本中性机制的虚假性和它背后的新的权力关系;重新思考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之间的关联;不断建构现实的革命主体;实现斗争策略从"跨越界线"到"超越界线"的转变,打破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这样,后政治时代下的政治介入才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后政治民主模式构想——兼析“政治终结”过程中的民主模式

立足于唯物史观,以巴黎公社为例,马克思准确地阐述了理想社会民主模式的现实前提,分析了这种民主模式的实质和特征。“政治终结”过程中民主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具有鲜明的“后政治”时代特征。

全球化语境与“后政治”时代的中国文学危机

"全球化"语境使得中国文学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艺术层面均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主流与边缘、价值定位与审美取向、模仿与创造等诸多问题。由于中国作家和思想家普遍在处理以上问题时出现的失误,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失去了自己的根基,丧失了自我。实际上,中国文学当下所面临的不是如何走向世界,如何与世界对话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文学本身价值定位和文学史定位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精神和价值取向,如何确立自己的主题、形式、想象力、感情、智性的追求以及艺术表现策略。在这一总体目标之下,深入到各种文体,探寻诸文体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各种文体内部的问题获得了较为完善的解决,中国文学的整体素质和艺术质量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变,才能够解决其在国内的生存危机,并经由自身发展而获得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的权力。

社交媒体时代“后政治心理”的特征、风险与优化

"后政治心理"作为底层主体在网络政治空间的激进情感呈现,是不同于传统政治心理的表现形式。社交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秩序变迁是"后政治心理"生成扩散的社会情景。从社交媒体政治传播主体看,"后政治心理"具有主体构成"底层化"与"碎片化"、政治认知"反理性"与"反权威"、政治情绪"极端性"与"裂变性"、政治行为"主流化"与"去政治化"等并存性特征。从政治传播效果来看,"后政治心理"蔓延导致网络政治群体区隔、后真相政治与极端民粹思潮传播、后公共舆论形成、消极政治态度等价值与实践层面的风险。底层主体是"后政治心理"引发风险的物质基础,以底层特质为核心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共识认知的信息环境、政治情绪疏解机制与宽容的政治传播环境是优化"后政治心理"的可能性进路。

齐泽克“后政治”时代概念的哲学透视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齐泽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齐泽克所提出的“后政治”时代这一概念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后政治”时代这一概念,恰恰是理解齐泽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关键“钥匙”和必要前提。齐泽克之所以会提出“后政治”时代概念,既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其坚决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有关。文化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演绎模式是“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显性模式。“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是齐泽克“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要批判内容,齐泽克的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左翼的激进立场,是对历史上“意识形态终结论”论战的当代延续。正是针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呈现出的“后政治”时代乱象,齐泽克接过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大旗,坚持激进彻底的社会改造立场,以批判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对“后政治”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新时代变种“历史终结论”,进行彻底的理论批判。

后政治时代解放政治的重构--兼论齐泽克的行动哲学

齐泽克将当代资本主义诊断为政治终结的“后政治时代”,这是一个象征建制效力瓦解、宏大叙事终结、政治蜕化为日常治安逻辑的时代。在后政治时代,多元文化主义取代意识形态冲突,以一种政治进步之姿呈现在世人眼前。然而,齐泽克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进步指斥为一种幻象,并将其指认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理想意识形态。在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齐泽克着眼于解放政治的重构,在融合拉康式驱力主体观、列宁革命观的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行动哲学思想。这种行动哲学以死亡驱力重塑了后政治时代的革命主体,以巴特尔比政治拒斥了西方大多数左翼的伪行动策略,为革命暴力降临开辟了空间,以列宁式决断行动重新勾勒了后政治时代的解放政治轮廓。齐泽克的行动哲学是在后政治时代对解放政治重构的一次大胆尝试,对当代左翼冲出后政治时代的政治终结困境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后工人主义革命的“美学化路径”——比佛的后政治主体建构学及其限度

后工人主义在美学与政治主体结合方面有着创新,比佛是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激进的代表之一。通过后工人主义思想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等人的理念,比佛试图在当代符号资本主义语境中重构集体主体化进程。为了抵抗符号资本主义在语言与感性层面破坏集体主体化进程困境,他以诗的治疗来重新激活政治行动所需的“结合式”语言与身体、以美学式解放的方式倡导劳动者主体性的发展要从资本逻辑中逃逸出来。他的理论构造体现出了后工人主义革命的内在化、美学化的倾向。这是由于比佛颠倒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从而错置了美学革命与社会革命基础的关系。因此,他无法寻找到资本社会内部的否定性空间,只能将符号资本主义社会神秘化、将语言革命和友谊的作用夸大化,最终遮蔽了符号资本主义依旧存在的内在矛盾和革命动力。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政治终结”时代的政治——齐泽克对西方“后政治”现象的阐释与批评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齐泽克就频繁使用“后政治”这一学术概念来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批判。齐泽克把“后政治”的本质定义为“经济领域的极端的非政治化”,并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后政治”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齐泽克将“后政治”概念应用于对多元文化主义、生命政治与右翼民粹主义等西方政治现象的分析之中,使其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齐泽克对于“后政治”现象的阐述与批评,打破了当代西方左右翼政党共同制造的“共识政治”的幻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虚伪性。

齐泽克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再政治化

本文以齐泽克的"后政治"论述为中心,集中阐释了齐泽克的痛快政治学,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针对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展开的反思与批判,拒绝简单盲目的介入与行动,齐泽克通过特殊与普遍性关系的重新思考,提出了政治哲学与文化理论的再政治化路径。

马克思的价值观及其中国化——基于一种后政治的视角

马克思的价值观从实质和时代性来说是一种后政治社会价值观,它在当代中国还不能完全实现。只有把马克思的价值观中国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构建的意义。

论朗西埃美学平等思想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路径

当代法国激进左翼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雅克·朗西埃创造性提出了美学平等思想,以从“治安”秩序到政治“歧见”、从政治“歧见”到美学“歧感”的两个转换为背景,以美学“歧感”的现实生成为主线,在艺术的审美体制中对现有的“感性的分享”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在审美领域的“歧感共同体”作用下,开启了主体平等的视界,为美学的政治之实现奠定了基础。探究朗西埃的美学平等思想,把握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进展,可以为当代中国政治美学发展提供丰厚的理论资源。

含蓄蕴藉的“后政治抒情诗”——评胡丘陵的诗集《拂试岁月》

胡丘陵的后政治抒情诗集《拂试岁月》出版后在诗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评论界普遍认为是继郭小川、贺敬之和公刘、邵燕祥等之后的第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文本。胡丘陵的《拂试岁月》与前两代政治抒情诗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一、二代政治抒情诗往往直抒胸臆,诗情激越张扬,而《拂试岁月》却"冷静"、"内敛"、"凝聚",承传了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凝炼优美的优良传统。

中西教育援助政策话语与客观实践一致性的比较——对西方学者质疑我国教育援助政治性的回应

西方的教育援助不可能没有利己的政治目的,其实践与“自主权”“共识”“伙伴关系”等所谓“后政治”的政策话语相距甚远、无法一致,说明西方国际教育援助的“后政治时代”话语的虚伪性。而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贯强调互利共赢原则,不标榜所谓“后政治”取向,不必也从未否认自身合乎国际关系准则的政治性,中国教育援助的实际行动与政策话语高度一致。所以引发克努森和林德伯格质疑的西方教育援助政策话语体系,根本不适用于对中国教育援助的解释。

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的特征、趋势与建构困境

以身份政治为表现形态的后政治在网络媒介技术逻辑加持下构建了政治认同的后政治传播环境。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具有多元化、流动性、离散性、碎片化、重叠性与失衡性等特征,其认同变化的基础逻辑在于认同主体意识的提升,认同主体身份意识提升、"他者"意义制造与权威意义消解三个维度在差异化、冲突化和表演化的行为逻辑下,表现出国家认同模糊性、民族认同离散性和价值认同冲突性等三种动态趋势。认同主体的层次化与趋利化、虚拟性与流动性、隐匿性和社会化等身份行为特性分别从政治认同对象、建制与形塑等方面引致后政治传播时代认同建构的三种困境:利益缺场下的政治认同越级化、差异身份认同对契约政治的消解、主体性沦丧下的政治认同宰制化。

精神分析视域下主体的嬗变逻辑——齐泽克与福柯主体观的比较分析与批判

主体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是打着反对先验理性主体和存在主义主体的旗号而发展壮大的。但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政治主体和以拉康、齐泽克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体之间仍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异。齐泽克精神分析视野下的幻象主体和驱力主体是用一种分裂的主体理论彻底打碎了和谐、完满的古典主体观,而福柯的主体观却不知不觉回到了这种古典思路。齐泽克和福柯在哲学主体观上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意味着二者在主体的异化及其解放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思路。研究这一差异将有助于深化对现代主体的理解,也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流行文化的困境——《任逍遥》中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解读

贾樟柯电影《任逍遥》以中等工业城市中无业少年的生活为题材 ,触及到当前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 ,在题材、叙事手法、声音运用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后现代美学的一些特征 ,但是 ,电影所表现的生活内涵则表达了另一层意义 :既现实中的生存压力和对生活的意义的追寻并非可以被流行文化任意消解。影片以其对原生态生活的表现对中国如后现代论者张颐武等人的有关论断提出质疑 ,暗示了中国后现代话语的内在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