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的名与实——“后新潮诗”后现代性的艺术再探

以“后现代性”的角度来命名“后新潮诗”是 90年代诗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这个问题曾在以往的评论中产生许多争论乃至歧义。如果能仔细地从大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等角度来重新考查其关系 ,则不难发现它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东西 ,从而在透视“后新潮诗”的得失的基础上 ,可以展望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诗坛的未来。

意格·意图·意匠·意味——后新潮小说文体解读

新时期小说创作出现了潮流迭起、流派纷呈的景象。后新潮小说是一个讲究“文体实验”的特殊流派。本文从创作流程上考察了其文体的特点及意义 。

生命末日的体验——论后新潮小说死亡描写的文学特征及其意义

新时期小说发展到今天的良好后果之一,就是促成了文学不断向人类生命本体的回归与逼近。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相继出现的一批新潮、后新潮以及新写实作家,他们以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开始自觉地关注起人作为人的种种生命情状。众所周知,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是作家艺术生命律动的一种折射,它的起源和归宿都是一种生命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作家开始了对生命自身的呕心体悟。

论后新潮小说的陌生化特点

后新潮小说对新时期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强化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这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从新时期小说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后新潮作家以先锋的姿态将文学陌生化的运动推向了极致;其次,后新潮作家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陌生化的文学形式。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各自发展了一套独特的陌生化方法,从而使近阶段文坛异彩纷呈。

“后新潮”诗歌国家形象建构多样化样态与隐性书写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时代精神悄然转向以差异性与多样性思维模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性场域,朦胧诗退潮,“后新潮”诗歌兴起,新诗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也随之出现了多样化与泛化倾向。“后新潮”诗歌国家形象建构呈现多样化样态,有对传统国家形象的解构性书写与现代性反思,也有以昂扬的生命信念对诗意祖国的书写。“后新潮”诗歌国家形象的泛化倾向则主要体现在通过日常生活审美化原则对于国家形象的隐性书写当中。在全球化时代,新诗中的国家形象建构这种多样化与泛化的书写倾向对于呈现真实中国图景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借鉴意义。

从反思历史到关注现实──文化寻根小说、后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中国民性问题描述

对国民性的描述和揭示是文化寻根小说、后新潮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共同的聚焦点。文化寻根小说是着重从传统的文化心理方面挖掘国民的劣根性，后新潮小说除此而外，还从亚文化和非文化方面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而新写实小说所关注的则是新旧交替时期普通中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

论中国“后新潮”音乐——基于对“中国民族交响乐协奏曲纽约展演”的专家研讨

文章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民族交响乐协奏曲纽约展演”的专家研讨会基础上,提出“后新潮”音乐的概念,通过分析,认为其具有两重内涵。一、指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中国现代音乐发展新时期;二、指的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与发展中表现出的文艺现象。具体体现为“平视”与“包容”西方的文化心态;走向国际,扎根中华文化的创作理念;个人风格化写作与逐步建构中的风格化写作并行。文章品评了“展演”音乐会的作品,认为其体现了作曲家的个人风格与“中华美学精神”,从而对“后新潮”音乐的存在与特征予以佐证。

叙述的转型——对“后新潮小说”一种写作动机的考察

一、引论进入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小说的面貌无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场变化被人们几乎一致地推究为马原的作祟。马原自1984年悄无声息地发表了《拉萨河女神》(《西藏文学》84.2)之后,又接连推出了像《错误》、《虚构》、《游神》等那样尤其重视叙述——叙说故事的方式——的小说。他的“叙述圈套”曾经把读者们纠缠得手足无措。而由他引发的一系列小说新气象也许更令人注目:1987年以后,不再是马原一个人孤独奋斗,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等“后新潮小说”家们都以其各自独特叙述特色参与了这场小说的叙述革命。不少评论家对“后新潮小说”家的小说写作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分析。无疑,这些分析有许多是中肯的、精辟的。但我认为,

情感的迷失与回归——论后新潮小说家的变化轨迹

当今文坛,充斥着一些语焉不详的文字,以虚假的方式阐释着当下的生活,在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里,再难见到真情的诉说与倾心的交谈,用弗洛姆的话说:他们用做作的微笑代替了真正的笑声,用无聊的饶舌取代了坦诚无隐的交谈,用阴沉的失望取代了真正的悲恸。人性与真情的匮乏,是今日文学最大的病患。正当人们慨叹着文学日益离读者远去的时候,我们却欣喜地发现,作为先锋小说一族,其中一些作家如余华、

只有创造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

文学在日渐加重的生存危机面前,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必须有这样的警惕:文学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偏离那条神圣的道路。当这种忧虑侵上我们心头时,我们的眼前便会出现众多的格言诗歌和所谓的“过日子小说”。公众对这些表现出来的超常热情,是滋育它们生长的根本原因。它表明。

十年烟云过眼——小说潮流亲历录

十年前,我开始参与对当代小说的观察与评论。我看见过它盛极一时的景况,现在则正在看见它走向衰落。当代小说,这个曾让许许多多出名的或不出名的作家、批评家磨拳擦掌、争先恐后的领域,确实已经寂寥空虚,那些留下来黾勉支撑的人却也给人才思枯竭、难以为继之感。它究竟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未来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有序的、发展的状态?我丝毫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悲观情绪;但愿后面的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不过就眼前而论,我确实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下一个时代将会怎样,却无人知道。现在,

人生之迷——叶兆言小说论(1985—1989)

叶兆言的小说观叶兆言有篇创作谈:《最后的小说》,里面写道:“十九世纪的小说大师们早就陈旧不堪,新世纪的现代派鼻祖们也老态龙钟……新的配方也许永远诞生不了。……小说家的痛苦并不象他自己通常觉得的那么严重。……小说的实验室很可能就是小说最后的坟墓。……创新早成了大而不当的掩饰,小说家们常常最不知耻,有意无意重复了别人的发现,又自我感觉良好地去申请专利。”也就是说。

余华小说的核心语码

在后新潮小说中,余华小说无疑是先锋特征异常鲜明的代表之一。一方面余华十分注重技术层面的实验与探索,这集中体现在其小说形式上;另一方面余华小说又凝聚着异常鲜明的精神特质,这是余华小说明显区别于其他先锋小说之处。这二方面的探索有机地结合于余华小说中,为理解余华小说增加了难度。我们发现余华小说的形式意义和精神指归都与一些显在和隐在的核心语码密切相关。这些核心语码或隐喻其精神意义,或指向其形式的构成。理解了这些核心语码,显然就为理解余华小说打开了通道。归纳起来。

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

90代是新诗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中重新寻找出路的时代。由于外在生存环境的巨变和诗歌艺术自身的困惑,新诗在多种向度上探寻生存与发展的可能,多元是这一时期新诗创作的基本风貌。但是,由于对既有诗歌艺术经验的疏离与超越,新诗的艺术探索呈现出零乱而缺乏焦点的局面,似乎处处都在闪光而处处的光亮都很微弱。因此,90年代是新诗缺乏主潮与大师的年代,在另一个层面上看,它也可能是孕育主潮和大师的时代,基于这样的情形,90年代的新诗在创作上的收获并不丰硕,可以说是成功与失败并存,经验与教训同在。

期待着超越

当代文坛虽有佳作缘何不见伟大之作?怎样才能实现这一艰难的超越?贵刊1995年3期发表徐岱先生《超越的期待》,专论作为一种诗性品格的“伟大”,令人信服地道出了个中真谛.当对伟大作品的深情呼唤已被躲避崇高、解构神圣、消解深度、游戏人生等“后新潮”喧嚣声浪所淹没的今天,捧读徐氏论文,感触良深,倍觉亲切.在我看来,一个民族倘或还有些进取心,就不会停止对伟大艺术的向往与期待;一个作家只要他的“心”还活着,也不会放弃创造伟大作品的努力和追求.中国文学曾经拥有过辉煌的伟大而当今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究其因。

文学对话:危机与困惑

程麻1988年,很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一个既让人措手不及,又意味深长的转折点。自此开始,人们觉察出,文学已很难继续象前十年那样,或呼风唤雨,或推波助澜,充当着民众心智的启蒙钟声和社会情绪的晴雨表之类显赫角色。于是,有关于“轰动效应”丧失原因的分析,有小说转向“究竟怎么写”的探索,也有诗歌“无力重振雄风”的慨叹……说得准确些,新时期文学的“轰动效应”

“无边现代主义”的谬误

王宁在《后现代主义成不了中国文学的主流》(《天津文学》89年8期)一文中指出。随着新潮小说的向后新潮小说的主流交替,随着当代“先锋文学”的实验性探索日益令人瞩目,不少批评家似乎正在把目光移向当今仍活跃在西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或运动,但我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定义、概念及其内涵,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甚了解。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期的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无甚区别;

论小说的悲剧描写

一、悲剧的产生翻一翻新写实小说和后新潮小说,无论谁也再难以保持乐观开朗的笑容,忧郁和苦闷便会象传染病一样从作者传到读者的身上。突如其来的死亡、莫名其妙的恐惧、疯狂变态的性爱、贫穷畸形的生活无不象一记记重槌敲打着读者脆弱不安的灵魂。悲剧,到处都是悲剧。不再有才子佳人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柔情蜜意,也不再有保卫延安的烽火硝烟,既没有《伤痕》愤怒的控诉。

后现代派小说在中国的位移与变形

后现代派小说是西方后现代状况下出现的区别于现代派小说,具有文本实验性质的小说思潮。后新潮小说明显受到了后现代派小说的影响,是后现代派小说位移中国的产物。但中国作家在模仿和借鉴后现代派小说的过程中,融入了民族和个人的经验,呈现出中国化特征。本文在对后现代派小说的边界、内在精神、写作规约、叙事策略和审美特征进行厘定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对后现代派小说在中国语境中的变形进行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