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张爱玲与中国新文学传统

后期张爱玲并未"过早结束",而是尚未被充分注意和开掘。张爱玲以五十载不间断的写作变迁、以上海香港洛杉矶等地不停歇的空间转移、以灵活转换于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双语写作能力,诠释了自初登文坛即被誉为"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的世界性作家形象。这一形象的复原和阐释有赖于对其在美创作、包括对其于20世纪70年代重新将预期读者放回华语读者圈之后所创作小说进行对比阅读和深入辨析。其后期小说《五四遗事》《小团圆》《雷峰塔》等、尤其是威尔逊公司所出世界作家文库《作家自白》中,显示出作为中国新文学承传者的张爱玲与远近文学传统之间隐秘而伟大的联系。

冷战格局中的个人安妥:张爱玲后期文学书写再解读

1952年出国后,张爱玲一直以文学安妥自己,确立其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此期作品大致可分为自我疗伤式的小说与离乡背井式的散文两类书写。前者从质询新政体合理性的《秧歌》《赤地之恋》,到触犯民族正义规则的《色·戒》,到以"私情"搁置"国事"的《少帅》,再到以遗民/难民自我安妥的《易经》二卷和《小团圆》;后者从逃离原乡的《浮花浪蕊》到异乡漂泊的《异乡记》、挥霍乡愁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到陷入故乡/他乡恍惚的《重返边城》《一九八八至——?》,再到虚拟还乡的《对照记》。一方面,隔着安全的距离,她放胆涉足政治,借政治议题,浇心中块垒,重新摆置家国关系,处理自我安身立命的秩序方式;另一方面,身陷各方政治力量的牵扯中,她左右磕碰,动辄得咎。在遵循自我记忆、参与政治表态、寻找回乡之路和迎合市场需求几者间徘徊,始终有难以调适的紧张。一如溺水者,脚手自由,却无依无助。

张爱玲后期创作的生命体验与文体创新——以《浮花浪蕊》的细读为中心

作为张爱玲后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浮花浪蕊》存在着多重阐释的意义空间。小说对＂离乡＂主题的演绎显示出张爱玲后期创作的政治意识与家国情怀。小说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家族记忆内化为叙事结构,并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改造。《浮花浪蕊》的丰富内涵与创新意识凸显出张爱玲后期创作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繁华落尽,苍凉依旧——以《同学少年都不贱》为例谈张爱玲后期小说的风格变迁

本文以张爱玲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为中心，通过与早期《传奇》诸作的比较，探讨张爱玲后期小说的主要特征：一、在写作姿态上由冷静超然的“旁观者”变化为自审自怜的“当局者”；二、在主题内涵上由颠覆爱情、解构亲情过渡到消解友情；三、在美学风格上由“艳异”“传奇”转变为“平淡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