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冷战格局中的个人安妥:张爱玲后期文学书写再解读

1952年出国后,张爱玲一直以文学安妥自己,确立其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此期作品大致可分为自我疗伤式的小说与离乡背井式的散文两类书写。前者从质询新政体合理性的《秧歌》《赤地之恋》,到触犯民族正义规则的《色·戒》,到以"私情"搁置"国事"的《少帅》,再到以遗民/难民自我安妥的《易经》二卷和《小团圆》;后者从逃离原乡的《浮花浪蕊》到异乡漂泊的《异乡记》、挥霍乡愁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到陷入故乡/他乡恍惚的《重返边城》《一九八八至——?》,再到虚拟还乡的《对照记》。一方面,隔着安全的距离,她放胆涉足政治,借政治议题,浇心中块垒,重新摆置家国关系,处理自我安身立命的秩序方式;另一方面,身陷各方政治力量的牵扯中,她左右磕碰,动辄得咎。在遵循自我记忆、参与政治表态、寻找回乡之路和迎合市场需求几者间徘徊,始终有难以调适的紧张。一如溺水者,脚手自由,却无依无助。

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英模书写”,是在大生产运动和英模运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书写对象的选择上,相关作品既涵盖了英模中的各种典型,又突出了其中的重点人物,在整体上呈现出点面结合的特点。这一时期对英模的具体书写从“对己”“对公”和“对人”三个层面展开,分别展现出英模的“实绩”“灵魂”和“影响”。“英模书写”使作家在“走向工农兵”的过程中“受了很好的教育”,同时也承载起了“教育群众”的重要使命,并以此积极参与了现实生活。作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它所包孕的这双重意蕴是作家们追求文学之“用”的表现和结果,显现出解放区后期文学的阶级功利性特征。

新疆经历对王蒙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王蒙十六年的新疆经历使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园地——"新疆叙事"。王蒙"新疆叙事"的作品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重构,并由此开启了其重返当代文坛的大门。王蒙"新疆叙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后期小说中的"人物聚焦"和"语言风格"这两个方面。这一时期其小说中的人物由布尔什维克式转为芸芸众生;小说的语言风格由政治严谨转为幽默风趣。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小形式”的评价问题

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解放区理论界和创作界对“小形式”作出了充分的肯定,主要原因在于“小形式”便于文学的普及,在为现实服务、发挥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方面能够成为很有用的工具。与此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小形式”的局限性,认为它难以表现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上缺乏更大的创造性,其意也主要在于通过艺术性的提高来更好地发挥文学对于现实的功利作用。这反映出了对文学工具性与艺术性辩证关系的深刻认知。此外,他们对于“小形式”既有肯定又有批评的价值立场,也表现出在形式问题上以“小形式”和“大形式”的互补来营造解放区创作生态的思考和努力。无疑,这对于解放区后期文学形式上的多元并存和整体质量的提高是大有益处的。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建构

解放区后期文学对于“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建构,使“鲁迅方向”的重心由前期的“为民族”转变为“为阶级”,其中所寓托的“鲁迅形象”也主要由前期的“民族英雄”变为“阶级战士”。建构者揭示了鲁迅“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凸现了鲁迅坚定的阶级立场。以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化解读为前提和基础,使其发挥了证明《讲话》、助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和整风运动、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重要作用;这种由鲁迅的政治之“用”显现鲁迅的政治之“质”的策略,使作为“阶级战士”的“鲁迅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论解放区后期文学对农民“变天思想”的批判——以减租减息运动为背景

解放区后期文学以“事中书写”和“事后书写”两种方式,通过对减租减息运动本身和此期其他相关题材的描写展开了对农民“变天思想”的批判,比较深入地揭露了其中所包蕴的自私观念、宿命倾向、保守品格及其危害性。这一批判是从思想文化的视角出发的,所高擎的是思想启蒙的旗帜,所贯彻的是“以启蒙教育大众”的精神。这说明解放区后期文学与解放区前期文学一样,同样承担起了具有“启蒙”性质的“教育群众”的任务。这从一个方面显现出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

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的编创过程解析——兼论解放区后期文学创作的组织机制

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是在解放区后期文学创作加强组织性的背景中产生的。以组织者为联结点,通过其行之有效的组织工作,使主题、材料与文字三者结合起来,是该剧所显现出来的组织机制。它除了在其后集体创作的作品中有清晰的显示外,在其他更多非集体创作的、“写政策”的作品中也有隐性的流露。作为一部在领袖倡议和“有组织的领导下”编创出来的作品,该剧所显现出来的组织机制在解放区后期文学创作中具有代表性意义。

存在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伦理选择

从道德倾向及伦理观内在嬗递的维度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尤其藉以考察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转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与存在主义伦理观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二者可以互为阐释,互为印证和补充。

论周作人后期文学价值观的变化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重构其“纯文学”的文学观 ,他的文学价值参照系由“五四”时代的以西方人道主义哲学思想为底蕴 ,转换为中国明末的文学运动 ,对文学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文学源流的追溯上 ,表明其在深层次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上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周作人三十年代文学观的更迭 ,使其文学价值观发生变更 ,其价值效应也发生变化 。

美国中后期文学中的上帝形象分析

美国文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追问上帝意义的过程。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昭示了人的精神信仰的无法缺失。上帝在美国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形象,对上帝各个时期形象加以分析能够使人们更好地阅读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并领会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主题。

论老舍后期文学的人民性

老舍后期文学创作主要以贫民生活为视角,聚焦社会问题,关注底层生活,塑造了一批"新中国儿女"形象。作品不论在其内容取材、创作主题、描写对象,乃至艺术手法,都体现出"为民写作,为民创作"的宗旨和特征。鉴于此,文章结合老舍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以人民性为核心内容,在分析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对其后期文学创作思想进行探索并填补老舍后期创作研究中的空白,以期对当下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卢照邻的后期文学创作

卢照邻的后期文学创作主要是根据自己在生活中所获得的实感经验来进行的,题材上集中于书写自己的政治贬谪、漂泊身世。羁留蜀中与横遭恶疾这两段人生经历促使其诗文走向了更深刻的心灵和更广大的现实与人生。这些来自现实经历中的召唤促使诗人打破写作常规,走向更自由的创作境界,并遥接了古老的诗骚之意。在当时以及后世,卢照邻都因杰出的才华、巉舛的人生经历和敢于创新的魄力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以启蒙教育大众”——论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主要通过揭露落后农民的等级意识、迷信观念、守旧思想、自私心理和看客心态等精神痼疾展开。开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是这一时期解放区作家自觉追求、有意作为的结果。它继承和弘扬了“五四”启蒙传统,也响应和贯彻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教育人民”的要求,表现出了以“我们所写的东西”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的努力。这一批判在思想领域展开,固然具有“启蒙”的思想价值;同时,又以其对“救亡”的促进作用,取得了超越思想领域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国立青岛大学与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上引入瞩目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这篇文章是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期间酝酿、构思而成。作为京、海之外的城市文化“第三极”，青岛在“京海论争”中的意义却未能在文学史上彰显出来。以国立青岛大学为中心，细致梳理沈从文与梁实秋等新月派同仁的文学理念及其异同，可以更准确地考察、分析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其复杂构成，亦可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产生更深入的认识、理解。

论“新写实”思潮与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

为什么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会这样发展而没有那样发展?是什么使得我们的文学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这一新时期文学走向当中,“民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这一文学走向当中各种思潮的先后更替是民间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互相消长制衡的结果,而且,“民间”本身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步强大起来,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日渐明晰。

浅析后期延安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学进入了后期创作阶段，呈现出一派新面貌，其重要特征是大多数作家均采用了大团圆的结局方式，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特定文艺政策及文艺受众的需求等客观因素有关，同时也与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及对传统审美的认同的主观因素相关。这一文学现象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但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缺陷。

沉闷与孤独──契诃夫后期创作中的“沉闷”人物系列分析

在契诃夫创造的“沉闷”人物系列中,导致他们“沉闷”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思想意识的超时代性他们在自我存在方式中首先领略到了20世纪的人才普遍领略到的孤独感。他们的孤独一是表现在他们与其所生活的世界格格不入;二是表现在他们的思想意识的超卓拔群;三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沟通。而归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