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至7岁儿童道德判断依据的研究

本研究分别用动机错误程度差异增大与后果严重程度差异缩小的两个系列改编对偶故事对5至7岁儿童的道德判断依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儿童由原来的后果判断转为动机判断的人数均达显著性水平。儿童的年龄越大,转变的人数就越多。据此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儿童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会受到行为后果与行为动机两个方面的影响,只不过是行为后果的影响作用要大大超于行为动机;而随着年龄的增大,两者的相对影响作用逐步会此消彼长。皮亚杰的有关结论应予以补充与修正。

行政处罚减免制度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处罚是苦涩的,那么由《行政处罚法》第30-33条所构建的行政处罚减免制度则折射出人性的温暖和关怀。这种温暖和关怀蕴含在支撑处罚减免制度的法律父爱主义、后果判断理论、责任能力理论和主观过错归责理论等法理之中。比如,关于特殊个体行政违法的减免之规定,闪烁着法律父爱主义的关怀;关于“无后果不处罚”和“首违不罚”之规定,反映着后果主义判断理论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运用;以责任能力为“量罚”要件之规定,贯彻了法律责任能力理论;“主观过错”条款,则在行政处罚中嵌入了主观过错归责理论。

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人需要法律逻辑推理,也需要社会科学判断。在事实认定阶段,社会科学主要通过转化成为证据来认定事实。但如果证据规则不发达,社会科学只能作为证明材料成为法官心证的来源,就会增加裁判的不确定性。在法律适用阶段,法官在审理有潜在影响的案件时,遵循先做后果判断再找法条解释的过程。社会科学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法官对后果预测的准确程度。总体而言,法律说理和社会科学理由同时存在,会增强裁判的说服力。在司法中进行社会科学判断,有助于减少法律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