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导向裁判的认定、运行及其限度——基于公报案例和司法调研数据的考察

诸多因素造成当下司法中后果导向裁判理念的实践困境。后果导向裁判不是纯粹的利益评判,作为推理之前提的后果需要进行规范认定。后果导向裁判虽然以实质性的司法理念为指引,却不能直接从后果指向结论,必须诉诸法律解释的客观体系和形式,而其中的最大难题是解释的依据及其可操作性。后果导向法律解释的解释标准研究提供了解决难题的路径,该解释标准作为裁判的限度,区别于通常案件裁判中的演绎推理规则,并直接来源和适用于我国当下的法律解释实践。

疑难案件司法裁判的进路——事实属性与行为理性的视角

疑难案件的出现使裁判陷入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两难,造成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难以兼顾、案件的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只能择一的困境。这种两难和困境是一种假象,源于学界对法条主义和后果导向两种裁判方法在案件的适用情形、分析视角、解释工具的错误认识。在疑难案件裁判中,法条主义方法实质合理性之不足,可借助"原则裁判"来弥补。后果导向裁判方法形式合理性之欠缺,可通过"指导性案例"制度获救济。

试论河口滩涂的长效管理

滩涂资源的长效管理是以潜在土地资源为主要对象,把滩涂管理由后果导向管理模式转变到原因导向管理模式,从而发挥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效益.就如何对滩涂资源进行长效管理,从创造滩涂长效管理的条件、形成滩涂长效管理的基础、实行滩涂长效管理的保证、推进滩涂长效管理的动力、抓住滩涂长效管理的关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目前滩涂管理中碰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不确定状况下的法官决策——从“3Q”案切入

法官在审理有潜在市场影响的案件,但又无法准确预测案件的积极后果时,会采取规避损失的态度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发生,从而将决策成本和错误成本最小化。在这类案件中,法官首先要权衡可欲的后果,然后再去寻找合适的法条将裁判结果正当化,同时确保法院行为的正当化。由于个案裁判比制定成文化司法解释对市场的影响更可预期,法院可以通过个案裁判实现规制效果的优化。

我国大都市区的管治结构

管治对象、管治动机(目标)、管治主体、管治体系、管治过程等组成了大都市区的管治结构。大都市区管治的对象是面向大都市区公共物品和公共事务;随着我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大都市区管治中必须协调政府与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以及市民社会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构建完善的垂直管治体系和水平管治体系,实现由"后果导向"式管治向"原因导向"式管治的转变。

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的方法论反省

伴随着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性研究的进展,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都不断对社会科学开放。社会科学主要在案件事实论证领域发挥作用,通常被用以确认裁判性事实,除此之外还可以被用以形成立法性事实或提供社会框架背景。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至少面临三个层面的批判:在法概念论上,坚持一种还原论立场,以外部描述性方法消解法律规范性;在功能属性上,以对专业性和权威性知识经验的垄断,实际上发挥着一种修辞性的功能;在思维方式上,依循一种后果导向的推理思路,极易导向一种超越法律的法外裁判立场。在承认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合理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其应有的限度。司法应坚持教义性规则对案件裁判的根本决定作用,维护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论公司章程效力认定的裁判乱象及其方法论进路——以“另有规定”为切入点

我国公司法赋予章程'另有规定'极大的自治空间但缺乏具体指引性规范,由此引发股权转让、担保效力等'涉章纠纷',而司法并未如期发挥定分止争的功能,呈现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裁判乱象产生的主要缘由在于章程的属性尚无定论,且逻辑演绎推理无法完成裁判规范缺失下的审判任务。为发挥司法的补充续造功能,需优化现有的公司章程解释路径和裁判方法。借鉴章程决议说的决议行为规则模式,可以为司法裁判提供共识性理论基础;通过后果导向裁判则能消解司法三段论的逻辑困境,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实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