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最大化及其异议

行动功利主义(又称行动后果主义)将行为后果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态,而且还把行为的正当与否或好与坏看成是其后果是否最大化好的后果,后果最大化追求是行动后果主义的显著特征。斯马特从全球视域提出了一个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彼得·辛格则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受到了人们持续的批评:首先,后果最大化作为一个比较概念,具有不可操作性的特点;其次,一个最重要的异议是完整性异议,对行为的最大化好的要求,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严苛性要求,认为履行这一要求必然破坏人的完整性。

分配正义理论如何容纳“最大化原则”

葛四友教授在《分配正义新论》中试图对分配正义理论作一个后果论重构。本文将论证:(1)葛四友未能有效辩护作为重构正义理论之基础的后果论道德观,恰当地理解人的观念和道德的功能,对道德原则只能作义务论式的说明;(2)在一个基于义务论道德观的分配正义理论中,我们仍然能够以及应该以某种方式吸收最大化原则。这样设想的社会正义原则回应了后果论同情者的一个重要直觉:在对法律与公共政策的设计与评判中,“最大化后果”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梯级后果主义的辩护成功吗?

传统上,后果主义认为达至根本价值的方式为追求最大化的善,但这一进路在道德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困境。为应对这些困境,一些后果主义者主张重构后果主义,将其视为一种用梯级术语对行为进行评价的理论。考察梯级后果主义是否成功包含两个层面:这一进路能否解决最大化进路的理论困境,以及它是否给后果主义带来了新的理论负担。通过重构后果主义,梯级后果主义合理应对了最大化进路的困境,但它持有的语境主义立场使后果主义丧失了理论规范性。因此,梯级后果主义是失败的。

对行动后果主义的可能辩护

斯马特提出了一种从全人类视域出发的普遍仁爱最大化的行动后果主义,这一理论受到了以威廉斯为代表的道义论的批评,威廉斯认为实践这一最大化后果原则,将会破坏人的道德人格完整性,从而产生人格异化。后果最大化是否应当成为评价人类行为的标准?道义与后果追求是否不可两全?贝尔斯、彼得·辛格以及斯马特本人对于行动后果主义的批评进行了辩护,无论这些辩护是否成功,这些辩护都为我们深入理解行动后果主义以及人类的道德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功利估算的实践困境

功利主义的后果最大化原则要求对行为的功利后果进行计量、估算和比较,但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估算在实践中却遭遇了困境,这种困境包括功利后果的可公度性与是否可以累加和相互抵消的问题、各种功利后果的明确的量值问题、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概率的问题、功利后果的复杂性问题等。以边沁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的探讨和论证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功利主义将行为或制度的客观效果而非主体的感性体验作为功利估算的对象,为功利主义走出困境提供了启示。功利估算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在于一方面要扩大评价的信息基础,另一方面要诉诸人的理性能力和人的道德直觉、价值偏好等非理性能力所构成的综合评价标准。

斯马特的普遍仁爱原则及其困境

斯马特通过后果概念将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改进为一种后果论的普遍仁爱原则。斯马特强调他的功利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是对全人类所有存在者而言的好的后果。他的普遍仁爱原则是行动者中立的视域,即不从行动者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而有所好恶,而是不偏不倚,对所有他者的利益都一视同仁地关心或爱护。然而,如果遵行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则将导致对人的道德人格和生活规划完整性的破坏或异化。斯马特的问题在于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存在着深刻的冲突。日常道德作为经验世界的生活道德,承认人的道德人格和生活规划完整性的优先性。克服斯马特的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所造成的困境的出路在于与日常道德的道德要求相结合,即在承认行动者中心选择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给予普遍仁爱的道德要求一定的道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