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目的解释适用规则构建与后果考察——从语言学的进路分析

语言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哲学支持,但理论对目的解释的语言分析层面则很少提及。刑法解释理论习惯于在解释方法位阶中探讨目的解释的价值取向,对目的解释的适用规则却鲜有提及,以至于影响到目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使其在刑法解释方法位序中的地位遭遇挑战。就目的解释而言,需立足于语言学角度,根据合作原则构建目的解释的适用规则,最终将规则内涵揭示从经验理性推进到交往理性。若要保证语言学视野下目的解释的合法性,还需引入后果考察理论进行规制。

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后果考察

现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是指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出现的分化问题。21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沿着20世纪分化的轨迹前进。这种分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后果考察与刑法目的解释

后果考察是对某种解释方法及其产生的利弊进行的客观评估,这有助于确保刑法解释的合理性,并形成一种结果取向的刑法解释。刑法目的解释虽然在刑法解释方法中居于最高位阶而有助于化解不同解释结论的冲突,但亦因标准判断的实质化倾向而存在任意解释的风险,这就需要在后果考察过程中接受检验,并通过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来完成,从而不仅形成一个融汇经验性与规范性、规则适用与效果论证为一体的解释模式,而且还成为一个价值透过结果取向进入并决定规范解释的过程。

论后果考察理论在刑事立法中的适用

从法学意义上讲,后果考察是指以法社会学的方法对某种立法或司法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客观评估,以保证立法或司法之合理性或降低立法、司法之风险的过程。由于刑事立法涉及利益权衡、犯罪结构、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刑法文化等实质要素以及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法条竞合、互斥性构成要件等形式要素,因此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现代刑事立法在有关犯罪构成最终涵摄范围的确定、法条竞合时是否存在形式逻辑矛盾的审查、刑法规范的语言表达会否造成司法操作困难、罪与罪之间是否存在互斥性构成要件和追究刑事责任会否影响刑法一般预防价值的实现等方面,均应该在后果考察中完成并接受检验,以确保其有效性。

后果考察与刑法兜底条款解释

在解释学上,后果考察是对解释活动及其产生的优劣影响所作的客观评价,从而反向补正并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法律解释。刑法兜底条款是一类堵截性犯罪构成,有必要对其进行后果考察。后果考察的补正意义体现在契合刑事立法目的、证立刑事司法的形成逻辑以及提升刑事判决的可接受性等。刑法兜底条款在有关涵摄范围的确定、犯罪竞合的处理和涉及双重兜底条款的分析等方面,均应接受后果考察的检验,从而得出妥当的解释结论。

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范围”的审视与厘定

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范围是运用该方法阐释论证刑法文本时,基于相应案件事实,就所参照的刑法体系乃至整个法律体系所择取的范围。通过适用审视,体系范围厘定不当主要是指,过度注重外在体系易导致结论的机械僵硬;在实质解释趋势下易肆意厘定内在体系之范围继而侵蚀罪刑法定。就此,有必要辩证性解决。就过度注重外在体系的问题,通过内在到外在融贯两个维度的体系范围来纠偏。就内在体系范围易肆意厘定的问题,在所涉文本之概念或语义明晰确定时通过外在体系来限制,此外则对所涉文本之内在体系范围进行类型化塑造,通过后果考察的方式来限制。

刑法目的解释的教义学展开

自耶林目的法学以降,经由利益法学的变革,刑法适用逐步逸出以形式逻辑为中心的范畴,形成以目的为导向的格局。目的解释可以使刑法体系更为开放、解释方法更为灵活;目的指向的不明确性,易导致刑法目的解释蜕变为任意解释,致使法源扩大与规范淡化,使刑法目的解释的根据丧失应有的边界;目的解释具有的类推倾向会淡化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机制,突破刑法教义学的约束。面对刑法目的解释的缺陷,有必要借助文义解释、合宪性解释的方法对目的解释构成二元反向约束,并在解释的进程中纳入后果考察,通过客观标准规制解释者的主观意志,防止其任意解释,以期充分发挥目的解释的功用,并克服目的解释的弊端,在解释规范安定性与解释合理性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

刑法解释方法位序检讨——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分析路径

刑法解释方法的位序在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双方分别为解释方法位序论与解释方法无序论。位序论与语义学密切相关,无序论有自发的语用主义倾向。刑法解释方法符合语义学指向,都是为了揭示语词含义,运行过程呈现出静态性、主体单一性及封闭性等特征。语用学内容包括语境分析、语篇分析、关联理论及言语行为理论等层面,基本涵盖了各解释方法的内容与功能。需要为语用学分析进路构建运行机制,即语境边界设定、商谈理论构建及后果考察等。

“以刑制罪”的阐释与纠偏——兼论“以刑制罪”的控制机制

考察"以刑制罪"的学术史,有必要重新审视否定论者的批判,重新阐释"以刑制罪"这一概念。从"以刑制罪"司法逻辑的法理基础来看,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以刑制罪"这一司法逻辑具有贯彻的必要性。在阐释和纠偏之后,对"以刑制罪"的适用对象应当遵循全面适用说的观点,即应遵守每一个案件都适用"以刑制罪"的司法逻辑。最后,针对"以刑制罪"存在的潜在危险性,可以贯彻多方法律主体"商谈"的理念,在审判过程中贯彻"听证"制度,以防止权力滥用。当"以刑制罪"的司法逻辑的适用尚不足以达到罪刑均衡的最佳社会效果时,要有节制地求助于司法解释或立法修改。此外,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重视法律实证研究和社会调查的成果。

刑事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论证

刑事指导性案例既有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指导性案例的具体内容、合法性、合理性及类案判断等本体论层面,而之于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结构鲜有涉及。遵循法律论证的基本程序,为了确立对判决结果的理性论辩框架,刑事指导性案例主要从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两个维度展开。具体而言,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内部证成主要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展开,而外部证成主要着眼于刑事裁判的融贯性以及后果论证展开。考察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判决中的论证结构,对合理认识刑事指导性案例论证价值和发生机制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