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葛浩文英译《酒国》

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译文背后不同民族和语言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斗争,翻译中所使用的杂合策略是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彰显弱势文化和促进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葛浩文英译《酒国》作为杂合译本的典型,使用了多样化的翻译手法。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审视杂合翻译策略在译本中的应用,揭示其对消解西方文化霸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和文化强国的启迪意义。

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研究

1999年,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把后殖民写作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范畴。文章考察了几位学者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的原因,拉什迪作品中的翻译之意义,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后殖民文学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关系,认为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能够拓宽各自的研究视野,加深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认识。

全球化下的语言新态势:后殖民翻译理论视域下的异质文化词翻译

全球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价值观念都已产生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语言更呈现不同语言交织、糅杂发展等新态势。借鉴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独特性、尖锐性、颠覆性慎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异质文化词的翻译本质、历程,继而发现其与语言生活新态势是否互为反哺,具有一定启示性。

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泛政治化倾向

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研究聚焦在权力、意识形态等的政治因素,使翻译研究呈现泛政治化倾向。翻译的动机、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都带上了政治化色彩,翻译活动完全成为一种政治行为。翻译研究看似不断扩大,却又面临一步步失去自身位置的危险。翻译的外部研究应与内部研究相结合,促进翻译研究全方位的纵深发展。

后殖民翻译研究视域下的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以杨宪益译《前赤壁赋》为例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角度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后殖民翻译研究视域下,译者的文化身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主观倾向,对译者翻译策略有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剖析杨宪益译苏轼《前赤壁赋》,拟验证剖析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反思

权力转向论本身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也有很多的例外、漏洞和很强的负面效应。本文从权力决定论、杂合论的困境、二元对立、权力差异与文化平等之间的悖论等方面着重反思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历史转向及其反思——以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为例

后殖民翻译的历史转向论有一定的针对性,对西方的伊斯兰翻译史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历史转向以一己的观点对史实任意取舍,夸大西方对伊斯兰翻译史中的权力维度,忽略非权力维度的分析和西阿的正常交流,以至于将西阿关系史化约为纯粹的殖民关系和冲突关系。西阿之间还有很多正面交流,翻译同样起到"共谋"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多维真实的文化交流过程。

古罗马的希腊翻译是文化殖民吗?——对道格拉斯·鲁宾逊“后殖民翻译”的重新阐释

鲁宾逊在《翻译与帝国》中,根据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等人的只言片语,将罗马帝国对希腊文化的翻译视为文化殖民,获得国内外译学界的普遍认同。这一论断值得质疑,罗马的意译和归化策略需要重新审视,当前流行的后殖民翻译这一术语内涵应该反思,进而重新界定。只有高势能语言操纵高权力势能对低势能语言进行的翻译,以及与之相对抗的低势能语言对高语言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翻译。政治和军事处于高势的低文化势能在征服高文化势能时反被同化,这既不属于文化殖民也不属于文化被殖民。后殖民不仅需要殖民动机,更需要殖民后果,而后者才是判断后殖民翻译的唯一准则。鲁宾逊正是忽略了这一点。

批评意识的缺失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歧途

当前的后殖民翻译研究如火如荼,理论阐发和实践应用蓬勃发展,但后殖民翻译研究本身的理论根基却备受诟病,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批判性研究更是相当滞后。虽有零星批评,但多显肤浅且不成体系,难以形成有影响的领域。后殖民翻译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吸收多批判少,深入、系统的批判性研究论著还未见到,而批判意识的缺失,导致后殖民翻译研究步入歧途。

后殖民翻译视域中的“杂合”——《红楼梦》杨译本例析

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译文的杂合不仅是译者在翻译策略上的必然选择,更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弱势文化拒绝被边缘化,维护自身特征的有效途径。文章从词语、成语和谚语、句子以及诗歌翻译四个方面分析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中的杂合特征,并提出相对于之前的译本,杨译本以异化为主的杂合特征是对殖民主义翻译的一种抗争,保护了原作中的中国文化特征,维护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求同存异,进退有度,百花齐放——后殖民翻译历史实践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启示

对受过英殖民统治的爱尔兰、印度和中国香港的后殖民翻译历史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他们的异同,最后探讨了其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启示:既要有开放的心胸来接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要做好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

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的谱系追踪——评王东风教授的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

王东风教授倡导后解构主义翻译观,主张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在他从功能语言学开始,历经文化缺省与翻译的连贯重构理论、认同机制假说、重释"忠实"翻译标准、注重直译和异化策略的翻译实践、修正多元系统论、反思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漫长历程中,随处可见一位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批判意识,从中也可体味到后殖民翻译研究反思的谱系渊源。

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学文化转向解读——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

本文梳理了翻译之文化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指出将翻译研究置身于文化语境加以研究,跳出单纯的语言层面的微观研究,将有助于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的翻译活动发挥更强大的沟通交流功能。在文化学派已是西方翻译理论主流学派的今天,本文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分析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对于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也期望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及其多样性的探讨,对目前中国译界有争议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设"课题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后殖民翻译视角下新闻词汇翻译的杂合研究

随着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翻译便会同时体现源语语言文化和译语语言文化的特点。本文采用了后殖民翻译理论，为翻译中的杂合提供了理论支持。通过对《今日中国》中软新闻翻译文本的研究，笔者得出结论：新闻译文是杂合的译文。更确切说，新闻译文是以异化为主的杂合译文。这种双重特质可以使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对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重新定位翻译及其文化战略——重建后殖民翻译文化诗学

自从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1992年将翻译定位在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之间后,一直被视为经典;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翻译定位在后殖民语境、主体间性与多元文化语境之间即广义的非殖民化之上,将其文化战略定位在战略本质主义、多元一体与和谐共生之上,以重建后殖民翻译诗学,将两种表征观、两种历史观、两种翻译策略的协调或融合,以避免原来的偏颇和绝对化。

后殖民翻译研究对穴位名称英译的启示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如今文化翻译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焦点,每个穴位的命名都有其文化内涵,但少有译者从此视角讨论穴名的翻译。本文回顾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源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阐明该理论在中国语境的适用性。从后殖民视角剖析了世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穴位翻译标准的利与弊,指出穴位英译的处境。针对穴名翻译标准存在的不足,归纳出目前主要存在的其它三种译法,即直译法、意译法,以及音译加释义法,并对这几种策略进行讨论。最后指出穴位名称的英译应注重文化内涵的输出。

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国内的误读与误用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殖民时期的翻译实践。我国学者在采用后殖民视角来分析翻译中各种问题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不乏对该理论的误读和误用。通过发现并找出国内学者利用后殖民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某些错误,希望对翻译的更好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

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文化杂合现象

在现代信息社会,外宣翻译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调解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翻译中遵循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指导,适度进行文化杂合既能促进文化的交融,也有助于弱势文化的优化和对强势文化的抵抗。

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权力差异性研究

后殖民译论突破了传统的纯语言转换之文本中心主义,更加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隐匿在译本背后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不对称的权力差异成为后殖民译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在数量、写作和文本选择等方面影响着后殖民文本的翻译。基于此,在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上,强势文化殖民化过程中应以归化为主,弱势文化解殖民化过程中应以异化为主,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话中应采取杂合策略,汲取其他文化的长处,不断提高本族文化机体的适应性,对本族文本翻译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后殖民翻译理论简论

后殖民翻译理论是由后殖民理论所影响的,后殖民理论表现为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它和传统译论有着不同主要是追问译本在殖民地国家和被殖民地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并揭示了翻译过程当中由于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造成了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攻击,帮助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意识的觉醒。该文也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讨论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利用后殖民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