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华人文化研究——话语政治与理论转型

在后学理论的影响下,华人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抵制或超越民族国家政治影响的趋势。本文旨在梳理该领域三种主要理论的渊源和关系,并阐明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历史局限。本文进而指出,由于海外华人跟中国近现代政治现实的特殊关系,华裔流散文化研究不能照搬当代西方"后民族国家"理论中的研究模式。

经济全球化下的后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简论哈贝马斯民族国家政治理论

经济全球化压力下 ,国家与市场日益分离 ,造成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的衰落 ,福利国家面临解体 ,而目前尚未出现其功能上的替代物。面对民主国家治理结构的尴尬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已转变为“后民族国家结构” ,这种治理结构从全球化的市场中孕育出政治治理的合法形式 ,为福利国家解体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找到缓冲点 ,其中欧盟的形式就是其典范。

从民族国家到后民族国家

由于面临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作为当代社会最广泛存在的政治治理模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了“民主的困境”。在考察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恐怖性”、全球化导致的软弱无力后，哈贝马斯试图建构起“升级”民族国家的未来政治治理模式——后民族国家。欧盟作为哈贝马斯建筑后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但是，类似债务危机般的阴霾也笼罩欧盟，作为理想型政治模式尝试的后民族国家的未来值得我们关注。

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认同建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新探

多民族国家如何整合内部各民族,并提供一种超越狭隘民族认同的社会团结纽带,这不仅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是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故而,前现代色彩浓郁的民族认同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一种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将为现代国家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纽带,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和功能。

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

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终结论＂全球化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西方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是围绕国家主权展开的。国家主权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一直是民族国家独立和完整的衡量标准之一。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组织形式。

冲突社会中次国家民族主义的转型——欧洲宪政的影响

在欧盟内追求自决的次国家民族主义者(sub-state nationalists),是在一个主权含义已经改变的全新的超民族国家或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中坚持这种追求.他们的祖国,即欧盟的各个成员国,经历将部分国家主权“集合”、“转移”或重新分配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之后,正在努力重新界定如何主张他们的专有的主权(Kostakopoulou,2002;Schmitter,1996;MacCormick,1999).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民族国家是自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以来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法理论证。当今世界,"历史终结"的断言和人类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论断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主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民族主义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民和本民族成员,发挥了政治黏合剂的功能;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可能激发狭隘的排外倾向,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冲突甚至战争。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生长之间的关联,承认其现代性的面向,同时寻求调和、冲抵民族主义内在的狭隘倾向,是现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选择。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安排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主义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一方面通过对本民族与他民族的"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民和本民族成员,发挥了政治黏合剂的功能,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可能激发狭隘的排外倾向,导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冲突甚至战争。认识到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生长之间的关联,承认其现代性的面向,同时寻求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开出普遍主义原则来调和、冲抵民族主义内在的狭隘倾向是现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选择。

一体化视角下的西欧后民族主义

当代西欧一体化不断深化,民族国家出现了新变化,在民族主义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国家这个变量下,西欧民族主义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本文的逻辑假设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一体化框架下发生了变化,民族国家的角色必然在主权让渡的背景下有所改变,影响了民族主义。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后民族主义概念,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论证。

当代西欧民族政治：后民族主义视角

随着当代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拓展与深入,西欧国家政治的诸多层面都在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包括这些国家的民族政治或民族主义。本文的逻辑假设是,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发生着的民族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各种职权的转移或重构,必然会对作为构成民族国家基本单位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作者尝试性地引入了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其现实依据与理论内涵做了初步阐释与论证。

哈贝马斯的民族话语理论

在考察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肯定了民族国家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然而,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化和全球化的挑战,民族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民族国家将何去何从?哈贝马斯的基本看法是,古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逐步被瓦解,走向后民族国家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他主张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

简论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政治设想

经济全球化压力下,国家与市场日益分离,造成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结构的衰落,福利国家面临解体,而目前尚未出现其功能上的替代物。面对民主国家治理结构的尴尬,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已转变为"后民族国家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从全球化的市场中孕育出政治治理的合法形式,为福利国家解体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找到缓冲点,其中欧盟的形式就是其典范。

开放的姿态:从文化研究视域考察“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涵义。在全球化的视域之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阐释问题具有可行性与重要性,但它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大同世界,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部,显然存在着聚讼纷纭的话题。从文化研究视域考察"民族国家",将打开新的研究空间,为我们提供了发现被大概念所遮蔽的复杂维度,从而以开放的姿态来面对理论的挑战。本论文主要聚焦于面对"中国经验"时,"民族国家"阐释中国问题的有效性、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影像形塑,以及从民族国家到后民族国家的话语变迁与理论契合。

哈贝马斯论世界共同体及其构建

在哈贝马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关于世界共同体的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新情况下特别值得整理、发掘和弘扬的。他从民族国家形成、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构建世界共同体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并提供了如何构建世界共同体的方案。哈贝马斯的世界共同体思想是与自古以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各种＂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当代人类和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使世界走向永久和平和人类走出生存危机的最具现实性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和方案。

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论

哈贝马斯，当代西德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为哈贝马斯的思想很复杂兼有广度与深度所以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介绍哈贝马斯几乎是不可能，这里我着重谈一谈后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哈贝马斯为后民族格局下国家建构开出的药方，即后民族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

双重“观看”的叙事、献身和“希望”——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综合说来,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通过双重"观看"的叙事模式和将女性的反叛置于人们面前,暗示了男权社会自身的悖论和女性身处其中的矛盾。同时,作品通过贞贞献身的复杂背景,讨论了这背后民族国家、革命与女性主体寻求自由之间的多重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丁玲和曹禺等作家最终回避了单纯的女性性别问题的解决,而使女性问题让步于民族国家和阶级问题。

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

在相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民族”概念呈现出不确定性的内涵。当人类历史进入到后民族国家的阶段，民族的实体与虚体的二元对立就被打破了，人们必须对描述文化、社会、国家的知识体系重新进行调整，回应历史带给我们的现实问题。

香港与内地“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思考

"一国两制"绝非以固化香港与内地的隔离,将彼此视为难以包容的"他者",排斥共同发展。若以哈贝马斯的后民族国家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一国两制"的内在意涵,会发现"一国两制"并非仅仅按着民族主义原则,建构港人的国家认同,也要求按着工具理性和自利政治原则,积极"包容他者",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认清双方在发展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在这种视阈下,"一国两制"不仅是一个国家统一的方略,也是一个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区域共赢,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搁置偏见,包容文化差异、价值观的区别和社会制度的分野,共谋发展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