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政治”背景下假新闻增多探因——基于涵化理论研究

2016年“后真相”和“假新闻”被牛津词典纳入年度词汇。在这种“后真相政治”背景下假新闻在世界范围内有增无减。基于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当今“后真相政治”下真相后置的特点,情感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在政界“谎言无代价”认知深入人心,民众对共同文化认同感的降低和如今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它们都为假新闻的增多创造了条件。

以政府治理创新引导“后真相时代”的新媒体政治发展

新媒体政治是媒体政治在新媒体广泛兴起和不断发展的产物,兼具媒体政治的一般功能和新媒体赋予的独特功能。它既具有促进新公共领域的发展、改善媒体政治供求关系并推动政府治理新发展等积极效应,也具有政治信息传播碎片化、政治空间界限模糊化、政府治理难度加大等负面效应。受"后真相时代"的影响,新媒体政治的深化进程展现新的特点,并突出表现为挑战新闻专业主义、冲击新闻舆论生态、重构政治媒体关系并激化网络民粹主义。对此,中国需着眼后真相政治的潜在冲击,立足于新媒体政治持续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并以政府治理创新引导新媒体政治健康发展,最终实现良好互动。

后真相政治的本性:概念演进、话语图景与叙事逻辑

后真相政治是一个新兴政治现象,对于它的概念理解、话语图景尚不清晰,政治叙事理路亟待澄清。需要审省真相概念的内涵表达与语义变迁,揭示后真相的“真相”基础,从真理类型的语义交替中,揭示自我理解与世界、我与他人的核心议题是“真”的核心逻辑与核心要义。由此,通过对后真相概念的现有解释路径的批判,阐明其建构性解释路径,在“后”所指示的“转义—构义”基本构架中提炼其共通性因素,厘清后真相是一种基于“亲和型真相”的政治叙事。进而,通过以无知的建构与解构中政治叙事的剖析,揭示新政治经验主义是后真相政治的本质属性及其架构的脆弱性,指明超越后真相政治的科学思维与认识路径。

“后真相”论的执迷与幻觉

"后真相"和"后真相时代"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被西方知识精英捧为热词。这两个概念是英美自由知识分子无视真理的来源而制造的假象,用以歪曲和限制民众对社会真相的认识。鼓吹"后真相"和"后真相政治"既是西方主流媒体及其精英对他们信念的执迷与幻觉,又是他们掩盖预测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遭到惨败的遁词。

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政治传播:革新、议题与趋势

当今时代正遭遇百年未有的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的大变革。经济格局的颠覆性发展,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变迁,文明冲突的局部性爆发,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升级以及价值观念的根本性扭转,为当代政治传播勾画了问题场域,预置了核心议题,描画了避无可避的时代底色。极端政治的流行、身份政治的崛起、政治话语权的转移、'后真相'政治的蔓延、国家极化的出现,使多元化、极端化、交互性、时效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大变局时代政治传播的基本趋势。时代规定政治,政治统摄传播,传播映射时代。唯有主动适应、积极筹划,方能在乱局中谋求解局之道,在变局中构建新局之路。

我国学者关于“后真相”的研究综述

自2016年"后真相"被编入《牛津词典》后,我国学者就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梳理了我国学者关于"后真相"的研究。我国学者的"后真相"研究主要集中在"后真相"的概念、基本特征、原因、影响、对策等几个方面。笔者通过梳理研究内容,从研究立场、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四个方面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展望。

后现代网络信息行为的伦理反思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网民的信息使用行为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去中心、信息多元,信息活动充满冲突、混乱和无序,同时也带来了道德观念的紊乱、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本文尝试用后现代理论,剖析互联网信息使用的主体性失落和非理性,分析互联网信息使用行为的部落极化特征,反思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期唤醒人们的网络伦理意识,完善互联网监督机制。

“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基于西方政治传播的视角

"后真相"是西方政治传播和新闻运作中的新现实。通过梳理西方的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将"后真相"这个舶来词汇放到西方语境中进行回溯和阐释,对"后真相政治"、"后真相时代"等概念进行了还原,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归因,对其间社交媒体的角色和传统媒体的作用进行了透视。本文认为,"后真相"是西方政治失灵和新闻失范的产物,而当下的西方媒体实践中的事实查验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媒体秩序,后真相政治传播仍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域。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表现、原因及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错综复杂,最直接表现是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中国议题、制造负面标签、营造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框架结构,对中国的抗疫行动以及国家体制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其实质是之前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的延续和升级。造成这种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根源是相互叠加的三重因素,即后真相政治导致舆论场扭曲,使得国际公众产生认知偏误;计算宣传制造虚假舆论,算法加剧了过滤泡效应以及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导致西方社会对华“深层不信任”凸显。面对部分负面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需要警惕意识形态冲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

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际—国内”议题互构研究

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对我国传统的“内宣—外宣”传播模式带来了较大挑战。超越以受众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内宣—外宣”模式,以议题建构为中心实现“国际—国内”议题互构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通过“国际—国内”议题一体化建构,对议题进行“再政治化”建构和传播,促进“国际—国内”议题互构和共变,综合提升我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

“后真相”与“新媒体”:时代的新课题

＂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有人认为,这个词或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本文梳理了该词概念的源流,简述了西方学界对＂后真相＂问题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后真相＂在国际热点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后真相＂与＂新媒体＂的关系。文章认为,＂后真相＂的出现是当代社会、技术、文化的综合产物,尤其是＂新媒体＂广泛采用后的一个阶段性产物,是拟态媒介环境中个体自适应的结果。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来看,＂后真相＂现象反映的是社交媒体时代西方政治对民意操控的试水,从中获利的则是能够及时对技术变化、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变化有意图地加以把控的一方。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后真相＂研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并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