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期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研究

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国家的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紧密相关。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高低可以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规制能力等五个指标来衡量。在新的历史时期,税费改革导致乡镇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和治理资源短缺,乡镇政府陷入治理困境。为了应对税费改革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和冲击,通过科学定位乡镇政府职能和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后税费时期的乡镇政府在发展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得到增强,巩固了国家在乡村社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随着乡镇政府行政权力在乡村社区扩张,也出现了抑制乡村社区自治力量发育的情形。因此,必须加强制度规制,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建立起一种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相互型塑的关系,促进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与乡村社区自治力量共生共强。

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后税费时期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探析

取消农业税步入后税费时期以来,我国农地流转问题呈现新的变化态势。在农地流转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中,仍然纠结于政府干预强与弱、流转时期长与短、经营规模大与小和流转方式主动与被动的两难选择,致使农业发展始终难以走出低效困境。解决制约农地流转瓶颈,需要突破产权主体多重约束,确立农民利益主体产权结构;挣脱"长久不变"不确定性束缚,让农地"承包权"物权化落到实处;改变狭隘农业经营观,让农民合理选择适宜经营规模;纠正政府对流转管理的过度与不足行为,让政府宏观管好与市场微观放活有效结合。

“后税费”时期广东农村基层干部法律素质的实证研究

法律素质是农村基层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工作职能的转变,促使农村基层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通过分析税费改革前和"后税费"时期广东农村基层干部职能转变及其对法律素质的影响,探究新时期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