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后经典叙事学家族谱系图——评尚必武新作《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尚必武新作《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究,对纷杂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进行了精细梳理,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从而勾描出一幅清晰的后经典叙事学谱系之图,写就了一部微型后经典叙事学百科全书。

发展与共存: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研究,出现了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这一新的理论范式,既继承了原有的相关理论资源,又使叙事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广的时期。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者之间,相互间的关联、继承、互补与共存是十分明显的。后经典叙事学不是要摒弃经典叙事学,取代经典叙事学,开展一个与经典叙事学理论毫无关系的新方向,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所进行的范式调整与转换。这一范式调整是叙事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为其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后经典叙事学:读者的复活——以修辞叙事学为视点

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由单纯的文本研究到对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多元研究,读者之维越来越受到重视。布斯的保守读者观在20世纪80年代显示了有限度变化,费伦的叙事交流模式重视读者参与,他因对个体化读者的强调复活了被杀死的读者。读者复活是学术范式转变给叙事学带来的深刻影响,其理论意义在于重启文学研究中的人本意识,张扬文学活动中的个体属性和多元差异,重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后经典叙事中的黄梅戏: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

后经典叙事注意到叙述媒介的多样性,在叙事学讨论的范畴内,戏剧也被初步接纳。黄梅戏《无事生非》以特有的唱腔演绎了莎士比亚话剧《无事生非》,采用写意性的表现手法反映了莎士比亚喜剧精神,借助于唱腔和表演展现了其中人物的性格、心理、行动,将黄梅戏唱腔、表演之美拼贴于其情节之中。这种改编,在后经典叙事的阐释中不同于作为话剧的《无事生非》的美学形态,实现了后经典叙事、元叙事与虚拟、写意基础上的审美叠加。

后经典叙事色彩:激活悲剧意蕴——从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到林兆华的《大将军寇流兰》

林兆华的《大将军寇流兰》在舞台上创造性地演绎了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大将军寇流兰》在莎剧与当下的中国观众之间所建构的联系,不但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科利奥兰纳》,而且通过舞台呈现,表现出后经典叙事的特征。《大将军寇流兰》通过话剧舞台上摇滚乐、军鼓狂暴、无序、野性的叙事给观众以新颖、强烈的震撼,并在震撼中对剧中民众的诉求和人物性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后经典叙事中实现了当代中国观众与莎士比亚的对接。

超越与走向:后经典叙事学存在之维论略

文章以追踪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进程和态势为中心旨趣,着力考察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移,希图由此窥探后经典叙事学之存在维度。文章试图说明,一方面,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文学、文字叙事范畴,日渐走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范式的语境化、动态化,在当下叙事学研究领域势头强劲、引领风骚;另一方面,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也引发一定的误解与问题,颇有澄清和探讨的必要。此外,在后经典阶段之后,叙事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也值得学界关注与思考。

后经典叙事学的接受转向

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态势,与经典叙事学相比它有多种转向,其中之一是接受转向。接受转向的文化背景是接受反应文论的发展,它的表现域既有接受者地位的凸显、身份的辨识,又有接受语境的强调、接受过程的探究。接受转向扩展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和推动了叙事理论的发展,对叙事者的启示也显而易见。当然,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叙事学研究的其他方面。

走向后经典叙事研究的“我们”叙事学

"我们"叙事研究是叙事者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叙事研究。虽然对"我们"叙事的研究贯穿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各个阶段,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21世纪,才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我们"叙事的核心要素是结构、语境和主体。经典叙事学对"我们"叙事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则进行语境分析。在后经典叙事学与"叙事转向"的融合过程中,"我们"叙事被置于更加开放和广阔的视野之中,与历史、民族、性别、身份相互作用,形成了跨学科的新研究。"我们"叙事研究既是经典叙事学的一部分,也推动了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化。

后经典叙事学的“作者”描述与建构交流叙事理论的可能性

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对作者的重新发现。从后经典叙事学各种理论对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打破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框范的努力。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关注必然引起对作者行为与写作目的及效果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理论引入叙事学研究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直接引起对于语境、规约的研究,这就为叙事理论研究的文化视野打开了大门,这使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建构交流叙事理论成为了一种可能。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读者研究之比较

选取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读者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具体的概念设定入手,一一对应地具体分析和比较了经典叙事学的"读者"、"隐含读者"、"受述者"、"理想读者"四个概念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实际的读者"、"作者的读者"、"叙事读者"、"理想的叙事读者"四个概念,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论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与互补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逐渐走出解构思潮的阴影,再度崛起,迅速跃居为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后经典叙事学不是一元的理论流派,而是繁杂的"批评画框"。是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历史文化叙事学等诸多新叙事理论的"杂合"。本文从读者和语境两个维度出发,着力探讨了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排他性与互补性。文章认为。后经典叙事学不仅有必要吸收经典叙事学的有益成分,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减少排他性,增强互补性,实现叙事学理论的多元化。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后经典叙事

本文简要回顾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于经典叙事学的超越,尤其是在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联系上的超越,然后结合文化研究语境的背景,着重论述了当下成为热点问题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概念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存在与发展的影响,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面对日益成为主流文化的大众消费文化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最后对叙事学在文学与商业联姻的趋势下的发展前景作了简略的预测和探讨。

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

西方叙事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等一系列发展阶段。笔者试图将叙事学发展过程中的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这两个阶段做一简单的梳理,同时建立起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

后经典叙事学视域下的英语翻译新探

本文在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视域下重新归类英语翻译的语境．提出了英语翻译的三重语境划分模式，将语境分为社会历史语境、叙事语境、上下文语境三个层面．并例证此种方法兼具操作简便、快捷、准确等特点。

对象与媒介：后经典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的超越

学术界一般把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叙事学称为经典叙事学,经典叙事学由于其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在上世纪80年代趋于衰落,但以后叙事学又出现中兴之势,被人们称为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不是断裂与否定的关系,而是一个前者对后者的超越关系。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述评

作为一门“显学”，叙事学发轫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中外学者对叙事学发展史的考察，叙事学从历时视角可分为两个阶段：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如果说经典叙事学（Narratology）所解决的问题是叙事学的内涵问题，那么，后经典叙事学（Narratologies）则更多地聚焦于叙事学的外延问题，也就是被广泛解读为“泛叙事”的研究问题。

后经典叙事学在新时期的多维度发展

笔者关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新发展与新命题走向,指出创新和重点是探讨新引入的各个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对比,以及对新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新叙事学研究领域、叙事学研究的历时转向、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互融并进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本文所讨论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动向,不仅仅是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也是主要命题。

从后经典叙事学角度分析《现代启示录》

根据《黑暗的心》改编的影片《现代启示录》具有丰富的隐喻与文化内涵。后经典叙事学则提供了另一种分析《现代启示录》的视角。影片对越战的书写、对士兵在热带丛林溯流而上的不断"发疯",既是时代文化的印刻,同样也是非理性的文化情绪表达,平原和丛林、资本主义文明和原始农业的相互消磨则反映了西方文明发展中对原始东方的恐惧与不解。在声光效果、镜头剪辑之外,《现代启示录》尝试用视觉来解构西方文明,试图用威拉德的经历与公众探讨当代文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