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民事后继诉讼的现实障碍分析

相对于反垄断民事独立诉讼,反垄断民事后继诉讼具有证明违法相对容易,举证责任较轻等相对优势,能够强化反垄断威慑。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共执行决定效力不明确、原告难以获得公共执行资料以及高证明标准,极大地抑制了诉讼积极性,我国反垄断后继诉讼呈现出数量极少、胜诉率极低、损害赔偿象征性等特点,使得其诉讼效益完全无法达成,制度的内生价值证成无法实现。

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行政与司法机关的协调——以“直接诉讼”和“后继诉讼”为视角

在反垄断行政机关执法之后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应当认可并尊重行政机关的执法结果。而对于直接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诉讼,若是由于行政机关认定经营者不构成垄断,当事人对此认定不服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司法机关应当不允许当事人就同一事由提起诉讼;若是当事人不经行政机关执法而直接提起的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应当与行政机关建立起信息披露制度,以细化互相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域外反垄断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及借鉴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违法者民事和行政的双重法律责任,但并未将行政执法程序设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就使民事诉讼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当私人主体既向反垄断主管机关提出调查申请,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就会产生程序上的衔接问题。文章认为,应借鉴域外先进经验,认真反思我国当下的诉讼模式。

论反垄断行政决定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

从雅培民事诉讼案开始,反垄断后继诉讼逐渐进入企业和消费者的视野。后继诉讼的优势在于能够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提高其胜诉率。而要发挥这一特点,就需要明确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所做出的行政决定在后继诉讼中的效力。本文通过对国外后继诉讼的比较研究以及国内行政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对行政决定的整体效力进行了论证,并对其某些特殊形式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适用进行了探讨,包括处罚、宽大和中止调查决定。以期平衡后继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力量,推动反垄断私人执行的发展。

我国反垄断宽大制度中的重要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宽大制度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反垄断行政执行是否能有效进行,而宽大制度能维持有效适用的前提之一就是执法机关对于申请人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全面的保护。然而,对于是否以及如何保护通过宽大程序获得的重要信息,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明确。目前,《反垄断法》仅规定了商业秘密的保护以及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事实上,宽大程序中的"有关情况的报告"、"重要证据"与"商业秘密"并非完全重合;对于其中非商业秘密的其他重要信息应当进行必要的整体性保护,包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以及后继民事诉讼中。在行政调查程序中,对非商业秘密的重要信息进行保护,有利于包括宽大制度在内的行政程序顺利进行;此外,在后继诉讼中,应当在保障宽大制度有效性的前提下,适当缓解原告举证困难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