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变革思想及其启示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资本形成、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和研究,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变革的经典著作;而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则是对该“手稿”所作的序言。这篇序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要素、历史条件和规律,从而完成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这篇序言所揭示的变革思想对于新时代发展生产力以协调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创新意识形态以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内核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其基本思想、根本方法、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价值旨归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理论特征和精神内核。它不仅是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探讨,同时也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经济研究过程的伟大实践。

破除“抽象统治”的双重逻辑进路——《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权力由天国降至尘世,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结成“神圣同盟”,二者一道实现了对人的双重“抽象统治”。为破除“抽象统治”,马克思将致思旨趣转向“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抽象统治”的内在机理: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的“物”的存在,掩藏了存在背后的“形式规定”,亦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关系。在揭露这一机理的过程中,《资本论》贯穿着形而上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逻辑进路,且二者形成了互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现实历史的科学揭示,为在形而上学层面破解存在秘密奠定了实证基础;形而上学批判则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明确了前提、对象和方法。在这种高度统一中,马克思开辟了终结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双重“抽象统治”的“新唯物主义”道路,为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解放指明了历史方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发展,网络符号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形态之一,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客观地看,网络符号消费的未来发展呈现出社会阶层比附的取向。为了回应这一消费现象和社会现实以及解决由此而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探求其可能的超越路径。这就需要对网络符号消费阶层比附取向的弊端进行技术解蔽与实践纠治,以调节收入分配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本投资以及网络符号消费的正向化发展,同时引导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回归理性、回归日常生活。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之下,文明的本质和内核不是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要素,而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由此确立了“富裕”作为文明标尺这一“经济事实”,从“匮乏”走向“富裕”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文明的“近经济”阐释的理论空间中,“文明社会”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富裕”与“贫困”并存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经济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则把这一经济悖论推向了极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之下,不仅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体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破解了文明的经济悖论,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变革,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视域中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地位和意义的再认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资本论》研究的第一稿,还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其地位和意义。《草稿》使马克思在科学上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推动了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发生,进而催生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独特而根本范式的形成以及整体性理论范式革命的发生。

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唐娜·哈拉维赛博格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唐娜·哈拉维在其经典文章《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了“赛博格”这一重要概念,描述了人和机器深度融合的未来社会景象,为批判资本主义和思考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应关注身体技术化、身份政治化与生命生产化的多重博弈。首先,赛博格是技术与资本的融合,透视赛博格资本逻辑的扩张性本质,以实现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跨越。其次,赛博格工人阶级的崛起实质上是赛博格与身份政治的共谋,把握赛博格政治的虚幻性表现,需寻找一种新的反抗资本主义的现实阶级主体,以抵抗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最后,赛博格形象体现了生命生产化与后现代的认同逻辑,重思赛博格生命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本质,尝试突破文化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的“技术—社会”理论范式中思考人与机器的未来发展道路。

罗伯特·阿尔布瑞顿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解

阿尔布瑞顿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在当代语境下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出了新的解读,其解读具有重要意义。概言之,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比中,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对资本辩证法的呈现中,突出了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内在逻辑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分析中,强调了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意义构建新社会批判理论的迫切性;在对社会主义的重申与展望中,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弊病、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阿尔布瑞顿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解代表了在当前激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价值的重要努力,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整体生存结构,从而把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研究推进到对作为自由活动之典范的审美活动的考察,由此丰富发展了其哲学思想。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审美主体能力和客体条件的破坏,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通过追问审美活动的社会现实基础即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活动的对抗性,寻找到现实政治经济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可通达性和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更好地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与方法论变革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两篇著作,联系研究背景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和方法论变革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逐渐形成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评价,进一步确定了其研究对象,而且逐步确立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以及对逻辑和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时,还体现出与其哲学层面研究发展的双向促进。

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

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具有导向作用,而且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现实指导。由徐文越撰著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一书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本,系统解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化与哲学化解读模式及其问题,通过论证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中辩证法的缺失、哲学化解读路径中批判性质的混淆,客观评述作为理论后果的“过时论”与“断裂论”,得出了只有在唯物史观境域内才可以保障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的正确性的结论,并在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解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由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深入两者内在关系探究的实践路径。纵览全书,该书有如下几点特征。

辩证法的感性改造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以《哲学的贫困》为中心的考察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仅展开了对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的双重批判,而且对其进行了感性改造。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于彻底揭露和批判其形而上学性质。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范畴抽象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感性来源,阐释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伪历史主义的披露,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关系赋予了辩证法真正的历史性,彰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主义原则;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伪批判性和抽象实证性的揭露,马克思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革命的科学”和“历史运动的科学”,凸显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向度。立足于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了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又在哲学方法论视域中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质问题,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融汇。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视差之见”——基于柄谷行人与齐泽克对《资本论》的视差性解读

顺应西方左翼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趋势,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借助康德超越论式的“视差”概念解析了《资本论》,并提炼出“事前”与“事后”的视差逻辑。在对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察中,他揭示了价值形式论中商品与货币的非对称关系,进而从交换维度中发掘了生产与流通的双重视差,以此构建出一条“经济去政治化”的消费抵抗之路。受哺于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的启示,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和《视差之见》两部著作中,构建了从“拜物教批判”到“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路径,借助形式分析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经济(商品逻辑)与政治(阶级斗争)的视差。总之,柄谷行人和齐泽克对《资本论》的解读具有不同的阐释路径。前者为“激进化”康德做出了努力,提出了阅读《资本论》的三条视差主义原则。后者的视差诉诸拉康意义上的无法被象征化的实在界,它是本体论的,不能用直观把握的范畴,只能在象征化失败中回溯性地追寻其踪迹。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译本的传播出版及影响的历史考察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阐述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一直是中国翻译、传播与解读的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的进程中,从摘译到全译再到修订《,序言》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序言》的传入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刻影响着我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序言》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其翻译也不断完善精准。虽然目前该文的翻译已经十分成熟,但由于翻译变化所引发的“关于《序言》基本内容和地位如何理解”问题依旧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和争议的焦点之一。因此,回顾这一历程对于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需要范畴及当代价值

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是一个基础性的范畴,它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绝对的核心,需要不仅失去了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反而成为被资本操控和利用的对象。究其原因,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使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工人只能生存于劳资关系中,人的需要完全依赖于资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需要范畴能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看到需要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应重赋需要的真实意义,并发展与满足更为全面丰富而又能够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需要,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评黎昔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立场研究》

马克思从来都是秉持“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并站在“为全人类谋福利”的价值高峰思考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立场研究》一书致力于弘扬马克思的价值立场,其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价值立场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前提,梳理了马克思价值立场的理论史,阐明了马克思价值立场在异化劳动、拜物教、古典经济学、生产关系批判中的体现,厘清了马克思价值立场对西方批判理论的影响,阐释了其价值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构筑的价值。该书着力拓新马克思经济伦理研究视域,大力弘扬“人为目的本身”的人文价值,批判为资本服务的“价值中立”。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治理术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自由的全球化电信网络政策助推下,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时代高度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构筑起的虚拟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政治治理的一块“新地”,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模式上的数字化转型,联动着政治治理样态上的进阶性调整,即资本主义治理由前数字时代的传统态发展为被数字技术强化的增强态,进而突变为操控精神的极端态。在一定意义上,技术性增强还只是资本主义治理的一种量变,而精神政治学则是一种质变,后者实现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治理。面对资本权力与数字技术的深度共谋,需要自觉地将数字技术批判提升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来把握,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生产关系,根本扭转资本权力对数字技术的统摄,才能真正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劳动正义语境下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劳动形态已从传统的物质性劳动跃迁至数字劳动阶段。然而,数字劳动不仅未能实现人类劳动的自由解放,反而在数字资本的裹挟下成为资本粉饰太平的权力布展工具,致使数字劳动者深陷于数字生产资料的丧失、数字劳动的生命控制、数字劳动财富分配失衡等正义困境之中。对此,要激活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内蕴的叙事力量,从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角度对数字劳动的“非正义”进行历史解构,揭示数字劳动的非正义实质。同时在制度上推进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化、在分配上提倡数字劳动财富共享、从现实中构建和谐的数字劳动关系,进而重构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正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