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叛徒”——论王蒙的后革命诗学观

王蒙是一位很有争议的文学家,其言行、思想动向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此反应生成了醒目的"王蒙现象"。表面来看,王蒙的生活经历和多重身份是生成"王蒙现象"的重要因素,然而,就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及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和思维方式而言,具有明显的后革命性特点——理性、宽容、多元等等。他的文艺思想,是学术界勘察和研判"文革"后文学走向的一个立足点。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

政治运动是 2 0世纪 5 0～ 70年代我国用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重要方式 ,作为影响此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 ,即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考察某一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 ,场景化地展示这一走向和惯性在微观场域中的演绎 。

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历史语境中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论争

对于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来说,"党的官僚化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化"是后革命中国的最大焦虑。在毛泽东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视野中,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所引起的论争,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这种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焦虑。一方面,小说以"反官僚主义"的艺术姿态触动了当时人们敏感的政治神经,与毛泽东建国以来"反官僚主义"的思想脉络形成契合。另一方面,王蒙的小说原意对"小资产阶级狂热"也有着自觉的拒斥。这一"革命"的文本招致"反右"批判的命运,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小说的改写、批评生态及"反右扩大化"等诸多历史相关问题。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从“新启蒙”到“后革命”──重思“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曾经以其开放、敏感、深思和富有洞察力,而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贡献颇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变得日渐黯淡,逐步丧失了它在批判性知识生产中的特殊地位。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当然不能仅仅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去寻找,而要在＂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结构性变化的宏观视野中来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不过是中国结构转型的一个局部表征罢了,虽然它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对于这样的变化做出了非常复杂的响应。在90年代＂后革命＂的时代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而一些重建研究的＂公共性＂可能的努力,也正是由后革命的经验与反思所催生的。本文要讨论的，正是在全球性的“后革命”氛围中，从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那里发展出来的问题意识、学术思路和探索取径。

“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范式,依托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深化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构建并维护多元的价值体系。

后革命的“史诗”:《白鹿原》论

1993年，陈忠实的鸿篇巨制《白鹿原》甫一问世，便被评论界兴奋地宣称为“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其后，围绕这部小说的赞誉不绝于耳，或曰“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或曰“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

中央大学建校与“后革命”氛围中的校园政治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即行查封国立东南大学。同年7月,东南大学经国民党的接收和改组,建成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这所新都的国立大学以"打倒东南学阀"为标的,并积极响应"党化教育",师生均有趋新革命的认知和努力。不过,在国民党"清党"之后的"后革命"政治氛围中,中央大学的校园政治生态呈现出激进与"去政治化"并存的特点。

后革命:重述抗战的时代语境

在以往的革命思维下,抗日战争是一场革命,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文革"期间关于抗战的文学叙述渗透了鲜明的革命理念和阶级意识。后革命时代的来临使文学得以重新叙述抗战,努力营造截然不同的抗战图景。但是,革命理念的持续存在仍然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文学对于抗战的重述只能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过程,艰难的过程。

后革命时代的青春期小史——论青年亚文化与“第六代”电影的青春叙事

"第六代"导演热衷于青春叙事,致力于营造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电影语境,以后革命时代的青春小叙事取代了革命时代的青春大叙事。青春在"第六代"电影中呈现为一种静穆的狂欢状态,一方面是去革命中心后的个体不无虚无感的自我放纵,以及陷身于物恋迷狂所形成的超现实主义幻觉;另一方面却又带有社会主义时代遗留下来乌托邦梦想,并将这种神圣的情感投注于一个可供参照并追随的象征符号——"精神之父"的存在。

《我的战争》:后革命语境下的战争叙事与英雄影像

在后革命语境中,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影片《我的战争》呈现出新的战争叙事风格,在全面凸现国家正义的同时将这种正义与民间文化相连接,使“国”与“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也使影片所塑造的英雄形象更具有生命活力。与此同时,该片着力展现了极限环境下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通过个体情感与国家义务之间的张力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超越。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告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终结。革命仍以叙事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活之中,再生产,再播撒。在新的语境中,革命理念既强大有力,又似是而非,显示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模棱两可的含混性。正是这种含混性,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塑造成后革命行为和文化。这主要反映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受消费主义影响的革命叙事。前者以反本质主义的叙事解构了革命,后者则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

“后革命”视域下的新世纪革命叙事

武装斗争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革命的思考和叙述却不会终结。新世纪的革命叙事正有力地向我们展示着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又在历史、身体、时间等多个美学维度上产生了许多新变,呈现出"后革命"的特色。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更使得现代性的思考得以深化和拓展,鲜活地反映了"革命"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微妙变化。

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以电影《光荣的愤怒》、《天狗》、《苹果》为例

作为一种后革命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拟革命书写以当代社会现实为书写资源,以经典革命文本为拟写对象。在革命发生学之后,这种拟革命书写发生了尴尬的后革命变异,将经典革命文本建构的革命消解殆尽。本文以电影《光荣的愤怒》、《天狗》、《苹果》为例进行解析。

理论、真理与后革命

后革命是指社会进入了以解决个人问题、全球和全人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 ,理论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追求共识和表达自由的权利 ;真理也从一元性走向多元性 ,精神文化。

从“精神分析”到“英雄牌”痒痒挠——姜文“后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叙事

分析导演姜文"后革命"电影《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的英雄叙事模式。虽皆讲述"英雄",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相关,但两部电影的主旨并不在"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宣传,而是在革命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下的"非正典叙事"。《鬼子来了》着力于"后革命"的民族文化反思,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耻感文化对中国封闭的农民意识的威胁;而《让子弹飞》激动的却是一种男性的英雄原欲,其影视剧改编则是消费主义背景下的"乌托邦游戏"。

“后革命氛围”下的“全球化”理论批判——从德里达谈起

本文依据福柯的话语权力生成理论 ,较全面评析阿里夫·德里克对“全球化”进程的解读。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 :(1 )发展主义是全球化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2 )“全球化”是建立在欧美中心基础上的一种乌托邦主义 ;(3 )“全球化”是以牺牲弱小民民族利益为代价的 ,存在求证存在是一种主动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述及其新的可能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阿伦特的这一论断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却无意中切中了中国的实际。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虽在1949年即宣告结束，但战争思维却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仍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与战争相较，革命更是20世纪中国的核心浯汇，它不但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