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杂剧吏人故事的批判意识

元杂剧经常写到的吏人的名目有六种:六案都孔目、都孔目、孔目、司吏、令史、外郎。这六种名目其实是"六案都孔目"和"令史"两个职位的不同称呼。元杂剧中,涉及"六案都孔目"和"令史"故事的作品今存十三种。这些涉及吏人生活的元杂剧故事,反映了元朝政府施行"由吏入官"的铨选制度,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过于倚重吏人,以及由此造成的官员无能、吏员主政、吏权太重、吏弊多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元杂剧吏人故事的这一特点,显示了元杂剧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很强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

宋金时代官吏人数的最高纪录

宋、金两朝官吏人数繁多,常被各种论著所举列,用以说明整个封建时代官僚的冗滥。但是,宋、金官吏的最高统计数字,总被人误会或疏忽。 本世纪初,翦伯赞先生认为:宋代冗官多达24000人(《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60页)。七十年代,日本学者提及此事,举出北宋皇祐中官数达2万余;南宋宝佑中官数。

吏人起源于官府贱民略证

关于吏人阶层的起源问题,现有的几种解释都不是很周全,特别是从官制角度把吏人视为人为压制的结果,这与唐宋之际身份解放的大潮流相违背,显然不合情理。有种种证据显示,吏人的前身应该是官府贱民,这些人在隋唐时期开始加入日渐卑冗的吏职,并可能通过流外制度升入官员行列。唐宋之际,这些人的身份也一样得到很大解放,宋朝对吏人的种种压制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压低他们的地位,只是取消了他们通过流品制度升入士流的机会。

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的整合者——从吏人身份分析宋江形象

本文试图从宋江吏的身份切入,阐述吏身份与入世为官之志的冲突,并以郓城时期为主要分析点,阐述其利用吏的特殊身份,整合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

宋代枢密院吏人升迁制度初探

宋代吏制十分复杂,苏辙曾经指出,京百司吏人“其请受多少及迁转、出职,迟速、高下各各不同”,逐司“参差不齐,理难均一”,乃是因为“旧诸司吏人根源各别,立法不同”。宋代枢密院吏人的升迁制度自成体系,本文试从枢密院吏人升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即吏人的来源、晋级、出职作一初步探讨。

宋代吏人晋级制度初探

在宋代吏人晋级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资级。所谓资级,是指职务性质相同而责任轻重和困难程度不同所划分的等级。宋代吏人资级有—定的规范性,以此作为吏人管理的基础和依据。资级也是吏人地位高低的标志,由入役、年劳、考绩、功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其核心是年劳,吏人入役岁久则资历深,吏职高。在吏人的晋级制度中,每个资级等级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吏的称谓。吏人资级序列,由许多资级等级组成,因而吏人之晋升,资级设置的多少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处于每一个资级上的吏人。

“吏人”杂议

“吏人”杂议李明乾百姓素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作为“大丈夫”标准。有趣的是，封建社会州县衙门的六房书吏也以“威武富贵贫贱”六字形容，倒也恰如其分。衙门吏人的称谓，明清以前不尽一致，至后才统称“书吏”。吏；分三等。一等领班级，相当于今...

清代顺天府的别样书吏

清末名臣郭嵩焘称“我朝与胥吏共天下”,认为清代基层行政的实际权力操之于书吏,而所谓“贪官污吏”也成为人们对清代行政人员的刻板印象。例如,清末著名小说《活地狱》揭露,当时书吏群体中流传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1]。假如清代基层书吏贪腐是常态的话,顺天府的一些书吏就格外另类了。顺天府是今日北京的前身,规格相似,范围稍有变化。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吏的创新性发展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从严治吏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有针对性地作出一系列理论指导和决策部署,在理论、制度与实践三个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从理论维度来看,习近平围绕从严治吏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从严治吏的重要思想;从制度维度来看,从严治吏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成并不断完善,形成了贯通“选任—教育—管理—监督—惩处”等从严治吏各环节的制度治吏完整运行链;从实践维度来看,党中央坚持党内学习教育、正风肃纪、反腐败斗争多管齐下,新时代从严治吏成效显著。

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南齐政治中的双重脉络及其关联

南齐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的并存,是萧道成淮阴豪强势力与建康门阀合作建国的结果。南齐皇室以第一家族身份与门阀士族建立的联合统治,为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淮阴豪强及军将、恩倖等成为南齐的另一统治根基,他们分割了门阀的统治权。齐武帝、齐明帝缺乏门阀认同,推崇重吏才、尚吏事的执政路线。齐武帝死后,建康门阀“风流名士”策动萧子良登基以延续门阀政治;尚吏事的豪强及军将、恩倖则支持萧鸾夺取政权。齐明帝统治的建立标志着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走向衰歇。南齐的政治困境成为梁武帝天监官制改革与门阀改革的缘起。

“流土并治”中土司权力的嬗变——沿河祐溪副长官司《吏科杂录》的解读

《吏科杂录》是研究“流土并治”的重要史料。对其解读发现,清代“流土并治”中沿河祐溪副长官司的土司权力已遗留不多,职责主要为赋税征收、维护治安、完成地方官府交办事务。“土流并治”与“流土并治”在治理主体上相似,但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二者演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不断深化、国家权力在土司地区不断深入的结果。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论清华简《子产》中的笔画化现象——兼与《为吏之道》之比较

清华简《子产》是战国中晚期的简膜墨迹,全篇共二十九支简,保存较好,只有几支一端折残,每简长约四十五厘米,宽约零点六厘米,有三道编绳。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前九段均以“此谓”作结,是一篇传述子产道德修养和施政成绩的论说。学术界对《子产》进行了文字考释、文本释读,为我们对《子产》笔画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文字学、文献学资料。

“三吏”“三别”与《伊利亚特》的文化差异

战争题材在中西方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与西方《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便是中西方古典战争诗歌的杰出代表。“三吏”“三别”与《伊利亚特》,鲜明地表征着中西方诗人对战争诗描绘的文化差异问题,从诗歌题材对战况描写的省略反衬对战争宏大场面的渲染、从战争风格的悲慨与崇高到文化情感的爱国情怀与英雄主义等方面,展现了中西战争诗的不同文化风貌,显现出中西方民族对战争的认知与态度:西方古希腊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尚武传统,中华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意识及厌战传统。

秦及汉初治狱之吏的法律责任及惩处

秦及汉初的治狱之吏既包括监管监狱之吏也包括断狱执法之吏。断狱执法之吏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违令、获得辞证违令、破坏或毁灭证据、治狱稽迟、审判不当、擅断等。这些规范性或惩罚性律令加强了对治狱之吏的管理与监督,塑造了一支严谨、高效的吏员队伍。同时,也因制度本身细密繁缛,执行过程中存在刚硬有余而变通不足等问题,司法的种种弊端在汉代逐渐显现,其中的大部分为后世所调和和完善。

《大明律》在朝鲜王朝的吏读翻译研究

《大明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典,是朝鲜半岛法制的源头,在朝鲜王朝施行了近500年。移植《大明律》是朝鲜王朝的立国所需,翻译《大明律》不是译者个人行为,而是国家精心组织的翻译实践的集体行为。《大明律》译者多为精通汉学及儒学的上层士大夫,非古代朝鲜官僚体系下游的译官。翻译者以“借字表记”的“吏读”方式翻译了《大明律》,并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朝鲜王朝的社会现实对律文进行增删、更改等加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译文,即《大明律直解》。《大明律直解》是朝鲜王朝的官方译本,实现了明律的迅速移植,促进了明律的本土化,其律法思想对《经国大典》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趙汝談以權吏部侍郎升侍講

《宋史》卷四一三《趙汝談傳》載:“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説書……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案,“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後“改侍講”有誤。“侍讀”、“侍講”由元豐改制前“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改制而來,兩者雖爲正七品經筵官。

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秦代的吏治理想與實踐——以“新地吏”的選任爲中心

秦代吏治思想將法令與道德等同,因此“良吏”兼具法令和道德雙重特色。通過吏師制度,秦官府試圖構建完整的吏治藍圖。但在日常行政中吏治實踐并不理想,該問題在“新地”表現明顯。秦官府在統治“新地”時,將較多在“舊地”有失的吏員派遣至此進行日常行政工作。這些“新地吏”難以勝任“新地”的複雜工作,且“新地”吏員缺吏現象严重。面對吏治實踐的複雜問題,秦末吏治脱離道德而全然依托法令,最終成爲秦統治崩潰的原因之一。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