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

长沙走马楼吴简面世之后,我根据这一崭新资料对于传统"吏户"论重新审视,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认为从吴简观之,吏、民的户籍被混合编制于地方基层乡里,不存在单独编制的"吏户",吏与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吏的地位还略高于普通编户民,表明当时并不存在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另外编籍的所谓"吏户"。此后十余年发表的几篇坚持"吏户"论的文章,虽然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论据加以辩解,但是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足以否定我的质疑的新旧史料或论据,以驳倒拙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由此而派生的学风问题却并不为少,其中可以孟彦弘先生为代表,他将"吏户"论关于"吏"有单独的户籍、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的基本观点加以阉割,认为这与"吏户"论没有"必然联系",而吏的"身份性"才是"吏户"本质的似是而非的孟氏"吏户"论,以回避"吏户"论的要害。但是在为其"吏户"论辩解时,却以"吏"的户籍和地位问题作为论据,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为了驳倒笔者对于"吏户"论的质疑,他又将这一学术问题引向个人治学"思路"问题中,试图从贬低这一质疑的学术创新以达到维护"吏户"论的目的。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其学术乱象——兼论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60年

自唐长孺先生于1957年首先提出"吏户"论的基本观点以来,大陆史学界对于"吏户"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整整60年,1996年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至今也20年有余。以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界线,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7—1996),此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魏晋南北朝"吏"的身份较普通百姓低贱,"吏"有专门编制的户籍即"吏籍","吏"的身份具有世袭性,等;第二个时期(1997—2017),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吏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性资料,魏晋南北朝"吏户"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黎虎先生所确立的关于"吏户""吏民"问题研究的新学术体系则为其代表。由于吴简研究中"团伙行为"的存在以及传统"吏户"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界对黎虎先生的新学术体系和相关研究应有的重视和正确判断,其中也暴露出走马楼吴简研究领域存在的诸如肆意剪裁或曲解传世文献以抹黑新说、玩弄文字游戏、不合逻辑地推测甚至臆说以及党同伐异的"团伙行为"等不容忽视的学术不端现象。

吴简所见的“子弟”与孙吴的吏户制——兼论魏晋的以户为役之制

吴简中出现了'子弟'。与此相关,在缴纳赋税的记录或出入账中,出现了不少'子弟限米';在户籍类简中,出现了'给子弟'的标注。我通检了这一时期正史中的有关记载,'子弟'多是从宗亲的意义上来称呼的,属泛指而非专称,这与吴简中的'子弟'含义颇为不同。

吴简所见的“吏户”及吏户问题研究——兼谈如何进行学术评论并敬答李文才先生

吴简所反映的吏及吏役,是以户为单位服役,说明了其时"吏户"已经出现。这与户籍编制的方式、服吏役者的地位高低无关。《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学术乱象》所作的相关评论并不中肯,且夹杂了大量非学术内容。学术评论应当一本学术立场,恪守学术规范,将评论内容严格限定在学术范围内。

论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学术新体系

黎虎所建立起的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学术新体系,一是以"吏户"作为整个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将对传统"吏户"论的质疑奠基于确凿的数据和充分的文献与简牍资料之上,从根本上推翻传统"吏户"论的基本论点和学术体系;二是全面系统地阐明"吏民"的涵义、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吏民"作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编户齐民",不仅是国家赋税徭役的基本承担者,同时也是地方基层政权吏员的基本供应源和吞吐港湾,"吏""民"一体的基本结构成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基础;三是进一步深化对"诸吏"问题的研究,学界对两汉魏晋南北朝"诸吏"问题的研究,长期流于表面化和肤浅化,诸如"真吏""给吏""军吏"等问题之史籍无徵、言之不明或学界未曾措意者,黎虎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拓展和开掘。

三国人口辨析

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时期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所控制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掌握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魏晋时期的吏户与吏籍——对“吏户说”争论的回应与反思

学界对魏晋时期是否存在专门的吏户争论激烈。从书写方式尤其走马楼吴简的户口统计方式看,孙吴图籍所载吏、兵数只能是户数而非口数;孙休永安元年诏书“五人,三人兼重为役”指的是丁男,吏户的法定义务是承担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机构的吏役,此外还有交纳限米、临时从军等杂使。这一时期的户籍按居地比邻原则编联,住在州县的吏户、兵户与郡县民混编著入黄籍是应有之义。就征发原则而言,吏户与兵户皆非阖家从役,现役者之外,其余丁男可从事他业甚至做官。无论兵户还是吏户都是国家正户,法律身分也是自由民,已往学界认为其法定身分低贱可能不符合事实。

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

长沙吴简中的"真吏"、"给吏"均可简称为"吏",担任地方州、郡、县掾史等属吏之职,与署长、佐官等"官"相对。吏的社会身份为公乘,是国家法定的赋役对象,即有"算事"义务。汉魏时期吏已出现身份世袭化,出现了专门的"吏户"即真吏。吏与公乘以下庶民合称为"吏民"。三国时期官与吏的区别源于汉代长吏与少吏亦即士与庶民的分野。

再论走马楼吴简中的诸吏

吴简证实吴国确实存在吏户。这是孙权在建国前就承认地主依附民合法化,激化劳动人手争夺的结果。为确保奴役对象,官府针对诸吏制定了各类专门簿籍,强化控制。本来在《吏民田家莂》租佃制度中享有优惠的郡吏和州吏随着这些专门簿籍的建立,其优惠相继丧失或即将丧失。诸吏或供官府各部门奔走驱使,或耕种限田,承受残酷的剥削。他们服役期超过平民,并祸及与其共居的父兄子弟,被征发为"子弟佃客",乃至空户从役。若有逃亡,必须征发"下户民"替代,在户籍中给予"子弟"的身份。凡此,皆表明诸吏实质上已是官府依附民。

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吏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虽然长期而频繁使用,但过去学术界并未予以关注;尽管研究者寥寥,但歧异颇大。故有必要对于"吏民"的涵义与性质进行探讨。"吏民"是"吏"与"民"的复合词。将"吏"与"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在战国时期。"吏民"在多数情况下是兼指"吏"与"民",有时主要是指"民"、"百姓",某些场合也可以主要指"吏"。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从最高统治者而言,天下的臣民都是其"吏民";从地方统治者而言,则其所管治的人民都是"吏民"。故"吏民"中的"吏"有时包括从公卿百官至基层小吏,但一般情况下是指"长吏"所辟召之"小吏"。"吏民"并非凝固的、绝对的概念。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丰富了对于"吏民"的认识和了解,乡里基层"吏民"除了普通农民和州郡县吏之外,还有军吏、州郡县卒、复民、士等不同身份的人群。凡编制于乡里基层之中的编户均属"吏民"的范畴。

明代的科道官

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明人又称之为言官、台谏官、台省官和台(?)清班,科官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道官指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明代科道官人数约为二百人左右。

三只小猪

从前,有三只小猪,有一天,小猪们的妈妈跟它们说:“你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住在家里了,你们必须去建造你们的房子,但是要小心,千万不要让大野狼抓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