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吏比者三老”句读及解释正误

“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一句中的“非”字对“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构成否定关系,“非吏比者”不能合为一个词,“吏比者”专指三老。

聆察“三吏”“三别”中的音景建构

杜甫是中国古代叙事诗歌集大成者,而“三吏”“三别”作为其叙事诗中的最高成就,所蕴含的声音资源十分丰富。诗人使用“视角转换”“显隐交织”“幻听、灵听与偶听的融合”的叙述方式,记录了诗人之声、人物之声、空间之声,从而建构了六幅音景。通过对这六幅音景的聆察,可以发现“三吏”“三别”中的叙述声音对于表明情感立场、再现社会真实、凸显人物性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声音维度为诗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本内涵和更加微妙的想象空间。

清代顺天府的别样书吏

清末名臣郭嵩焘称“我朝与胥吏共天下”,认为清代基层行政的实际权力操之于书吏,而所谓“贪官污吏”也成为人们对清代行政人员的刻板印象。例如,清末著名小说《活地狱》揭露,当时书吏群体中流传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1]。假如清代基层书吏贪腐是常态的话,顺天府的一些书吏就格外另类了。顺天府是今日北京的前身,规格相似,范围稍有变化。

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南齐政治中的双重脉络及其关联

南齐吏治路线与门阀传统的并存,是萧道成淮阴豪强势力与建康门阀合作建国的结果。南齐皇室以第一家族身份与门阀士族建立的联合统治,为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留下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此同时,淮阴豪强及军将、恩倖等成为南齐的另一统治根基,他们分割了门阀的统治权。齐武帝、齐明帝缺乏门阀认同,推崇重吏才、尚吏事的执政路线。齐武帝死后,建康门阀“风流名士”策动萧子良登基以延续门阀政治;尚吏事的豪强及军将、恩倖则支持萧鸾夺取政权。齐明帝统治的建立标志着门阀阶层的政治传统走向衰歇。南齐的政治困境成为梁武帝天监官制改革与门阀改革的缘起。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吏的创新性发展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从严治吏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有针对性地作出一系列理论指导和决策部署,在理论、制度与实践三个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从理论维度来看,习近平围绕从严治吏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从严治吏的重要思想;从制度维度来看,从严治吏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成并不断完善,形成了贯通“选任—教育—管理—监督—惩处”等从严治吏各环节的制度治吏完整运行链;从实践维度来看,党中央坚持党内学习教育、正风肃纪、反腐败斗争多管齐下,新时代从严治吏成效显著。

“流土并治”中土司权力的嬗变——沿河祐溪副长官司《吏科杂录》的解读

《吏科杂录》是研究“流土并治”的重要史料。对其解读发现,清代“流土并治”中沿河祐溪副长官司的土司权力已遗留不多,职责主要为赋税征收、维护治安、完成地方官府交办事务。“土流并治”与“流土并治”在治理主体上相似,但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二者演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不断深化、国家权力在土司地区不断深入的结果。

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

秦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机构所涉日常事务繁多,除通过文书上传下达政令外,须有大量官吏被外派活动于基层行政一线,办理外务,时称“徭使”。不少学者借助出土简牍讨论吏徭问题,但就时段而言,主要关注秦及西汉,而研究对象主要是属吏徭使,鲜少谈及长吏徭使问题。近年来长沙市中心出土汉、吴简牍中均存在形制、内容特殊的“君教”文书,一般认为展示了临湘县级僚佐集议的行政过程。本文通过梳理君教文书的相关注记,结合史籍、简牍资料,探讨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地方县级长吏从事外务而徭使的案例,发现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

论清华简《子产》中的笔画化现象——兼与《为吏之道》之比较

清华简《子产》是战国中晚期的简膜墨迹,全篇共二十九支简,保存较好,只有几支一端折残,每简长约四十五厘米,宽约零点六厘米,有三道编绳。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前九段均以“此谓”作结,是一篇传述子产道德修养和施政成绩的论说。学术界对《子产》进行了文字考释、文本释读,为我们对《子产》笔画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文字学、文献学资料。

“三吏”“三别”与《伊利亚特》的文化差异

战争题材在中西方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与西方《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便是中西方古典战争诗歌的杰出代表。“三吏”“三别”与《伊利亚特》,鲜明地表征着中西方诗人对战争诗描绘的文化差异问题,从诗歌题材对战况描写的省略反衬对战争宏大场面的渲染、从战争风格的悲慨与崇高到文化情感的爱国情怀与英雄主义等方面,展现了中西战争诗的不同文化风貌,显现出中西方民族对战争的认知与态度:西方古希腊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尚武传统,中华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意识及厌战传统。

秦及汉初治狱之吏的法律责任及惩处

秦及汉初的治狱之吏既包括监管监狱之吏也包括断狱执法之吏。断狱执法之吏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违令、获得辞证违令、破坏或毁灭证据、治狱稽迟、审判不当、擅断等。这些规范性或惩罚性律令加强了对治狱之吏的管理与监督,塑造了一支严谨、高效的吏员队伍。同时,也因制度本身细密繁缛,执行过程中存在刚硬有余而变通不足等问题,司法的种种弊端在汉代逐渐显现,其中的大部分为后世所调和和完善。

《大明律》在朝鲜王朝的吏读翻译研究

《大明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典,是朝鲜半岛法制的源头,在朝鲜王朝施行了近500年。移植《大明律》是朝鲜王朝的立国所需,翻译《大明律》不是译者个人行为,而是国家精心组织的翻译实践的集体行为。《大明律》译者多为精通汉学及儒学的上层士大夫,非古代朝鲜官僚体系下游的译官。翻译者以“借字表记”的“吏读”方式翻译了《大明律》,并在翻译过程中根据朝鲜王朝的社会现实对律文进行增删、更改等加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译文,即《大明律直解》。《大明律直解》是朝鲜王朝的官方译本,实现了明律的迅速移植,促进了明律的本土化,其律法思想对《经国大典》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趙汝談以權吏部侍郎升侍講

《宋史》卷四一三《趙汝談傳》載:“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説書……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案,“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後“改侍講”有誤。“侍讀”、“侍講”由元豐改制前“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改制而來,兩者雖爲正七品經筵官。

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秦代的吏治理想與實踐——以“新地吏”的選任爲中心

秦代吏治思想將法令與道德等同,因此“良吏”兼具法令和道德雙重特色。通過吏師制度,秦官府試圖構建完整的吏治藍圖。但在日常行政中吏治實踐并不理想,該問題在“新地”表現明顯。秦官府在統治“新地”時,將較多在“舊地”有失的吏員派遣至此進行日常行政工作。這些“新地吏”難以勝任“新地”的複雜工作,且“新地”吏員缺吏現象严重。面對吏治實踐的複雜問題,秦末吏治脱離道德而全然依托法令,最終成爲秦統治崩潰的原因之一。

论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矛盾性——以“三吏”“三别”为研究中心

“三吏”“三别”是杜甫于安史之乱中所描写的关于战争与百姓之间关系的最能见情见性的代表性作品。这六首诗歌中蕴含着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矛盾性,作者一方面对百姓的悲惨遭遇给予极大的同情,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怀着悲痛的心情鼓励人民为国征战。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以及社会现实造成了杜甫这种思想的矛盾性,但也正是这种矛盾使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更加深刻。

6名领导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以案促改专项教育整治动员部署会召开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扎实推动全省 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陈刚作动员讲话吴晓军主持公保扎西出席

5月4日,省委召开6名领导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以案促改专项教育整治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主题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汲取深刻教训,真正以案为鉴,切实以案明纪,全力以案促改,以坚强决心、务实举措扎实推动全省作风建设走深走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作动员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主持,省政协主席公保扎西出席。

《明大诰》民拿害民官吏制度研究

为了以严刑去奸贪,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吏措施与相关法律规定。“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正是朱元璋在明初吏治背景下通过《大诰》颁布的规定: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可以主动检举贪官污吏并允许百姓将其绑缚进京接受惩处。纠察百官,典正法度本应由中央行政监察机构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执掌,但由于明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朱元璋将监督州县衙门长官的权力部分赋予了百姓。从实施效果来看,它起到了对奸贪害民官吏的惩处与警示作用;达到了扶贫济弱、恤民爱民的社会效果;突破了里甲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管制的相关法律规定;十分罕见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对官员的直接监督,打击了官吏特权制度。但需要认识到传统封建社会既无民主也无法治,民拿害民官吏先天不足,且缺乏国家大法的规范,最终未能实现法制化、常态化。

臣服蒙古后高丽精英的阶层分野与认同分化——兼论他们对元朝法态度的分歧

蒙古建立与主导的秩序是“帝国秩序”,高丽臣服于蒙古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帝国强权在半岛的持续影响,促发了高丽精英阶层的分化。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本国国王的权力已非源自传统的合法性,而是来自帝国的任命,二重君臣关系出现了。但与此同时,帝国体制下的二元制,亦使传统认同保留了下来,作为传统精英集团的世家大族是其代表。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省吏与国臣的分野,表现于对帝国法律的不同态度。

统一进程中秦新地的法律治理研究

新地是秦并灭六国、统一天下进程中出现的临时性行政法域区划,合乎秦法家治国的功利实用主义,具有权宜性特征。因秦与六国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文化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且新黔首对秦抗拒情绪强烈,秦在新地务实地采取了柔性、变通的法律治理策略。秦新地法律治理呈现出严酷与优待并存、压制与让步兼具的特点。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