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故地吐火罗与吐蕃间早期佛教文化交流

文章运用藏汉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梳理史料中记载的佛教传入吐火罗地区与吐蕃的历史,以及佛教经过吐火罗地区初传吐蕃的过程,探讨了吐火罗故地与吐蕃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从中发现,由于吐火罗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吐火罗故地与佛教在中原汉地和吐蕃的初传直接相关,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形成的早期历史有重要影响。这对研究佛教文化经由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原汉地与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溯源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吐火罗人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的考察，探讨这一特殊的原始印欧人群体在丝绸之路河西段上所起的特殊作用，从而为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早期印欧人在东西方民族。

唐王朝在粟特、吐火罗地区所置羁縻府州的性质以及监制措施

唐王朝在粟特、吐火罗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既是其朝贡体系中的朝贡国,又是唐王朝的郡县,兼具朝贡国与郡县的双重身份。唐在这一地区的监制方式经历了两个阶段:都护府体制下,保留了原西突厥统治属国的权力结构,安西都护借助其统属的西突厥部落监制粟特、吐火罗地区;节度使体制下,则由安西节度使对这一地区实施监护。虽然唐在这一地区既无派军驻守,又不施政理民,但是统辖、监护权力依然存在,这也是唐一直宣称这一地区为其版图的缘故。

“身若出壁”的吐火罗粟特壁画——以尉迟乙僧为线索

初唐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对中国美术史留下过深刻的影响,但因没有可信的作品存世,对有限古代文献的阐释可能导致误读。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总结了尉迟乙僧的绘画风格。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吐火罗-粟特美术中的相关特征。本文认为,公元7世纪前后吐火罗-粟特壁画比之于阗,更为充分地体现了"身若出壁"的空间效果。

重提吐火罗——尉迟乙僧原籍考注

自公元9世纪以来,历史文献对伟大的初唐画家尉迟乙僧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记录,主要矛盾体现在其籍贯问题上,一种记载说他来自吐火罗国,另一种记载说他来自于阗国。20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后者。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史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在东西方文明古国与吐蕃的早期接触中吐火罗的作用及其影响

文章通过藏汉文献资料比较研究来梳理藏文史料中吐火罗概念与吐火罗的历史地理方位的记述,探寻吐火罗地区与藏族地区间存在的相同相似风俗习惯。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证西方藏学家考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的早期在印度北部沙漠中淘金的印度人(Indians)即“藏族人”,藏汉史料里中原汉地高僧、使者在丝绸之路上通过吐火罗等地往来于西藏的记载,以及藏文史书内关于藏族上古时期对于周边主要文明古国认知的大略记述,认为前吐蕃王朝时期东西方文明古国通过吐火罗等地对藏民族有所认知,并存在文化往来。

波斯萨珊王裔联合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兼论唐与大食中亚对峙形势的演变

在阿拉伯的史籍中,伊嗣侯(YesdegardⅢ)死后波斯萨珊王朝业已灭亡,但是,在我国史料中,波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依然存在,而且其国名总是同吐火罗相提并论。这表明萨珊王朝事实上并未绝统,波斯王裔依靠同吐火罗的结盟和唐朝的大力支持,继续同大食进行了持续三代顽强的复国斗争。

唐代中国与吐火罗的文明交往及启示

阿富汗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唐朝建立后通过对丝绸之路进行有效的管辖,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阿富汗的吐火罗在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展开了多层次的文明交往。两国的文明交往以和平方式为主,内容丰富多彩,展现了双方文明交往的历史画卷。唐代中国与吐火罗文明交往的历史实践为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特别是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达斡尔族起源不容歪曲——驳“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说

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经陈述等许多学者的论证,学术界对此已达成共识,达斡尔族同胞也认同此说。近年则不断有人提出异说,其中以朱学渊提出的"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这种说法将时空不同的民族、政权拉扯到一起,缺乏可靠的证据,严重失实;反映出的研究方法及观念也存在偏差。

吐蕃佛教与吐火罗——对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的译解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①,约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约公元前565~486年),兴起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内),由释迦牟尼创立②,从公元前3世纪至前5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逐渐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很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名称的由来,都是有其特定的语源可供探索。“西藏”一词,则是汉藏两种语文的混合产物。“西”字是汉语,表示西藏这块地方位于祖国西部。“藏”字是藏语,就是“卫藏”(亦即乌斯藏、乌思藏)省掉“卫”字,只留了一个“藏”字,用来包括全藏,加上了汉文的“西”字,合成为“西藏”。这就是“西藏”的由来。这一汉语名称出现很晚。

从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管窥吐蕃佛教的传入

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执政时期,“天降佛法”说启开了吐蕃佛教之先河。然而,据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记载,早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吐蕃周边的佛教徒已在吐蕃境内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引荐佛教于吐蕃王室。龟兹石窟藏文壁文题记,揭开了吐蕃与吐火罗及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历史叙事,亦为吐蕃启开了丝路文明之道。

古代吐鲁番葬俗

古代吐鲁番葬俗［德］葛玛丽著朱悦梅译在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展出了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的半数，我发现，这个大都会的人们对东突厥斯坦古老的佛教文化有着特殊的兴趣。来自不同国度的探察队在那里收集到以梵、萨迦、粟特、帕提亚（Ｐａｒｔｈｉａｎ）、钵罗婆（ｐ...

龙门石窟东山吐火罗国僧人宝隆造像龛新认识

龙门石窟中现存有吐火罗国等异域人开凿的造像龛遗迹,吐火罗为西域古国之一,唐以前称其为大夏,在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地区。《新唐书》记载,吐火罗,胜兵十万,自武德、贞观年间始就多次入献,开元、天宝间数献马、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璃等,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

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一个新假设

月氏之"月"为疑声母字,今音不当读作"肉"。它是Kushan(古译贵霜)一名所从出之Kush的汉语译音。月氏人操东伊朗语,游牧于汉代的北祁连,即今东部天山以北,而把天山以南的非伊朗语系绿洲诸属国居民称为吐火罗人;是东伊朗语tu-gara的汉字音写,译言大山,盖指天山。月氏西迁时,也把对其疆土格局的理解带到中亚,仍以吐火罗命名与其王庭南隔赫萨尔山岭相望的新征服的各城邦地区,并以"五翕侯"为官号,把统治集团核心成员分封在上述新殖民地,以事弹压。随着西迁月氏的王庭或早期贵霜王朝都城进一步南迁到阿姆河以南,月氏国家的原有疆土结构不复旧观。吐火罗的原意遂渐趋湮灭。后人因此也就越来越难以看清,月氏人、新疆吐火罗人以及大夏故土的吐火罗人并非属于同一人群。

“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

张骞到过今北阿富汗后,将这里称为"大夏",目的在于吸引当年西汉上层的关注,服务于汉武帝刘彻的西向开拓事业。但张骞同时也强调,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古代居民,"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这与先秦时期华北大地的"大夏"是并不相同的。唐代玄奘摒弃张骞的译称,译写作"睹货逻",成为唐代史籍中的通识。今天的研究,将先秦、秦王朝时期汉文史籍中的"大夏",与印欧语系中的"Daha""Tochari"(吐火罗)概念等同使用,是并不合适的。

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

新疆地处欧亚交通冲要;居民种族多源、民族复杂;多种文化会聚、异彩纷呈;19世纪初、20世纪前期成国际竞逐的焦点。相关历史、考古、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之研究,呈现十分复杂的面貌。目前,学界关注的"吐火罗"问题堪为显例。吐火罗,是里海、黑海北岸古代游牧民族之一,自称"Tochori"。公元前2世纪以前进入阿富汗北部。唐代玄奘译称它为"覩货逻"。公元8世纪前后,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题跋中有"Toχri",德国学者据音读相近,指其为印欧语西支中早已失落不见的"吐火罗",并与古欧洲人南下挂钩。近年发掘之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被个别学者假想为"吐火罗人"遗痕。有美国学者更将这一"假说"作为结论,并扩展指称塔里木盆地自青铜时代至唐,诸多不同王国、不同民族,均是"吐火罗",甚至与新疆现代民族联系。涉及古族、古国,必须关注特定时空背景;语言、文字不能与民族等同;种族与民族不能等同;它们又都必然在交融中发展。考古遗存必须总体把握,才可认识其民族个性,切忌抓住点滴枝节,就与民族联系。

唐《西域图志》及相关问题考

唐高宗显庆三年平定西域,遣使者董寄生考察西域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而后令许敬宗等据之编纂成《西域图志》六十卷,《西域图志》是唐高宗经营西域的产物,更是西域诸国归附唐王朝的见证;龙朔元年唐高宗派遣王名远出使吐火罗,王名远新撰《西域图记》,则是唐王朝对新归附的吐火罗地区的考察记录。

唐罗何含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后入唐吐火罗人动向

延安新出入唐吐火罗人罗何含墓志记载了罗何含家族的世系和罗何含本人的仕宦经历。罗何含祖父祁斯作为吐火罗大首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随吐火罗叶护入华援唐,乱平赴长安担任唐禁军将领。罗何含之父罗殷在河中的朔方军担任武将。罗何含作为朔方军子弟在河中成长,在唐廷削弱河中镇后转往延州安塞军发展,被出于朔方军的军使李如暹、李良僅父子重用,在安塞军中逐渐升为都级武将,参与防御吐蕃及调解党项部落矛盾,见证了中晚唐唐廷对于朔方军的肢解、吸纳和当时复杂的西北边境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