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初传时期吐蕃人对茶的认识及利用

茶所兼具的饮料和药物的双重功能,在7～9世纪文化相异的两个群体中被完全展现出来。对比同时期汉地和吐蕃茶饮,前者更多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饮料;后者则偏重于茶的药物和保健功效。造成双方认知上的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关键在于传播。唐代僧人们对茶药理知识的认识随着佛教的西传,深深影响了当地对茶的理解,而吐蕃宗教和医药学的一体性则最终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形成。

伊斯兰文化视野中的吐蕃人文社会——8-16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

本文分析了公元8-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吐蕃之前,阿拉伯、波斯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各种记载。这一时期记载吐蕃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文献的作者均有伊斯兰文化背景,但其中到过吐蕃的仅为少数。根据考证,这些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描述大部分可信,但仍有部分误传或误记的地方,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黑城本《大黑根本命咒》与吐蕃人肉祭祀巫术

藏传佛教密宗中的大黑神是吐蕃人祭的来源,这既有两《唐书》作依据,又在藏密佛像文物中得到反映。俄藏TK262《大黑根本命咒》中的人祭巫术说明这一现象与吐蕃奴隶制互为因果。

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

７－１１世纪吐蕃人的服饰希恩·卡曼著台建群译１９７５年《西藏评论》上发表了两篇短文￣①，提到７－１１世纪雅隆部落和以后西藏西部地区的吐蕃王位的服饰风格特征，特别是国王们的穿着。在第一篇文里德金·赞格莫指出，在中亚和敦煌的壁画里，保存了大量的８－９世纪...

唐代西域吐蕃人生活管窥

唐代西域吐蕃人生活管窥薛宗正吐蕃乃藏族的先民，公元六世纪末其核心部落悉补野氏崛兴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邪垄地区，一统帕米尔高原诸羌。至松赞同布之世又拓境河源，与唐朝联兵，共灭吐谷浑，瓜分其国，噶尔家族柄政之世与唐朝关系恶化，自龙朔元年（６６１）攻占护窑，...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吐蕃时期古藏文占卜文书的存量调查及其分类

吐蕃时期遗留的古藏文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就占卜类文书而言,目前存有72件,其中出自敦煌藏经洞的61件,出自吐鲁番、麻扎塔格等西域的11件,均为手抄本.以文献的载体而言,写在纸上的69件,简牍上的2件,羊肩胛骨上的1件,多为首尾残缺,内容完整的较少.按照文书的藏地而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27件,均为敦煌藏经洞出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35件,其中敦煌文献33件,西域简牍2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5件,均为吐鲁番出土品;俄罗斯圣彼得堡藏2件,均为西域出土品;日本藏2件,即龙谷大学藏吐鲁番写卷1件和杏雨书屋藏敦煌写卷1件;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西域出土品1件.按照占卜的方法,可分为八大类,即鸦鸣占、十二铜子占、四面骰子占、占星术、解梦术、羊胛骨占、未记载或残缺卜法的文书和其他类.

丝路故地吐火罗与吐蕃间早期佛教文化交流

文章运用藏汉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梳理史料中记载的佛教传入吐火罗地区与吐蕃的历史,以及佛教经过吐火罗地区初传吐蕃的过程,探讨了吐火罗故地与吐蕃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从中发现,由于吐火罗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吐火罗故地与佛教在中原汉地和吐蕃的初传直接相关,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形成的早期历史有重要影响。这对研究佛教文化经由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原汉地与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溯源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吐蕃僧相钵阐布的几个问题

吐蕃僧相钵阐布的藏文对译应该是■,而非■(大沙门),钵阐布可能是贝吉允丹(■)的专称。■可简称为■,是吐蕃僧相的称号,但并非吐蕃僧相的专称,其他僧人也有此称号。吐蕃僧相有贝吉允丹和娘·定埃增(■)二人,两人都曾到敦煌组织抄经礼佛等活动。吐蕃僧相主要负责佛教事务管理和主持唐蕃之间的和好会盟,对世俗政务参与相对有限。羽077号《本阐哺(钵阐布)为宰相就灵龛祈愿文》反映了钵阐布贝吉允丹在敦煌以瓜州节度使衙署名义为由吐蕃宰相担任的东道节度使、侍中、瓜州节度使等人礼佛祈福,侍中为大尚论喻寒波(■),为东道节度使副手。羽077号中《某判官为国相尚乞心儿祈愿文》(拟)出现的国相尚乞心儿为当时(822年前后)吐蕃首席大相,并不是786年占领敦煌的吐蕃将领。

吐蕃朝贡与唐蕃关系的互动研究

吐蕃对唐的朝贡,为认识唐蕃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朝贡的正常进行是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维系,其朝贡过程中出现的中断是双方关系紧张的变相反映。通过对吐蕃常见贡品、贡期规律的分析,探究吐蕃朝贡对双方的影响以及唐蕃双方背后的政治关系演变。吐蕃朝贡影响深远,突出表现在促进了双方在制造工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加深了汉藏人民的文化认同。

吐蕃王室大寺的两种类型:大昭寺类型与桑耶寺类型

在调查西藏自治区拉萨地区和山南地区的佛寺时,宿白分别记述并研究了大昭寺和桑耶寺这2座吐蕃时期最为重要的佛教寺院。2座寺院形制迥异,其中前者以僧房为主,后者以佛堂为主,虽然都源自印度,但反映了吐蕃时期佛教寺院的不同设计理念。尤其是桑耶寺类型不仅在吐蕃时期成为王室佛寺的范本,而且影响到后弘期以至于更晚时代的佛寺形制。

自然灾害、天人感应与吐蕃上层的政教之争

青藏高原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吐蕃时期成为反复被利用的斗争工具,特别是在信佛大臣和奉苯大臣的争权夺利之中,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依据《韦协》、新旧《唐书》等藏汉文资料,对相关史实加以梳理,指出佛苯两教利用自然灾害攻击政敌的重要事实,认为其与先秦诸子中“天人感应”学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通过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吐蕃贵族学习并直接翻译借鉴儒家经典(如《尚书》《春秋》等)得以实现的。苯教、佛教双方共同接受这一思想,使“天人感应”学说在吐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出土文献看苯教占卜文化对唐代吐蕃社会的影响

学界对敦煌、西域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以往成果更多集中在文献研究。藏文占卜文献反映出吐蕃社会曾盛行苯教占卜文化之史实,对此传统史籍中记载语焉不详。文章以出土的藏文占卜文献和考古史料为主要依据,全面考察唐代吐蕃社会占卜活动。研究发现吐蕃时期苯教占卜文化不仅曾盛行于吐蕃本土,而且广泛流传于敦煌、西域的吐蕃移民社会;吐蕃统治阶级笃信占卜,利用占卜掌握个人的性命安危与权势地位,乃至以占卜推动政权事务重要决策;底层庶民亦通过占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吐蕃占卜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时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吐蕃卜者不仅传承和发扬苯教占卜文化,而且主动借鉴吸收中原术数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吐蕃占卜文化研究对阐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具有重要价值。

吐蕃王室丧葬仪礼时序考论——兼P.t.1042葬仪时序与汉藏乌鸣占表时序之比较

据《吐蕃大事纪年》、唐蕃告丧吊祭史料与P.t.1042所载可察吐蕃王室丧葬仪礼确存定制。P.t.1042内容为吐蕃王室大葬仪礼流程,未述厝匿与剖敛仪式。诸敦煌苯教丧葬仪轨先例相关写卷所述皆体现吐蕃丧葬仪礼受到苯教丧葬仪轨影响与规习。结合上述资料梳理吐蕃王室丧葬仪礼时序准则,要之,由丧及葬历时三年;葬礼于逝世三年后秋冬举行,以季秋月二十三日后至孟冬月三日前的十天内为吉;大葬历时三天,于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棺椁下葬。另,P.t.1042葬仪时序与汉藏乌鸣占P.3988、P.t.1045等卷所载“十时”基本对应,由此大葬三日各流程时序可对照明晰至具体时辰。

近40年来北宋西北吐蕃史研究述评

近40年来,学界关于宋代西北吐蕃史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刊布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宋夏对峙格局下,宋夏关系左右着北宋政府对西北吐蕃的政策走向。学界对凉州、河湟吐蕃政权,沿边蕃部以及宋夏与吐蕃的三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唃厮啰政权兴衰发展史、部族与家族世系、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性质以及与周边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使唃厮啰地方政权以丰富的全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北宋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西北吐蕃进行经制,设置蕃官与蕃兵、修筑堡寨、交易商品、开发土地资源等进一步加强了蕃汉联系。西北吐蕃的风俗与文化,以崇尚佛教“尊释氏”为显著特征。此外,对熙河开边的成果亦有不同的认识。学界在以上诸层面着力耕耘与研究,今后随着实物资料的进一步利用与新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的运用,也将产出新的研究成果。

分裂与重塑:吐蕃王朝灭亡前后的历史进程

据新发现资料显示,吐蕃赞普王朝灭亡时间当在贝科赞赞普被杀之后,灭亡之原因主要与此时平民暴动有关。从藏传佛教发展史来看,“前弘期”和“后弘期”只是一种相对的历史分期概念,佛教在卫藏销声匿迹,但在西部阿里、东部多康地区依然流传延续,并未中断。其中,西部阿里作为吐蕃王朝正统世袭王朝赞普所居之地,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社会生态。由于吐蕃王朝兴盛时名门望族在此地传播佛法和处于边地的原因,阿里此时仍然处于一种佛光仍未熄灭、佛事仍未中断的非常时期,传佛活动以小规模、小范围形式继续进行。另外,据《拉喇嘛益西沃广传》所载几份敕令和法敕,基本能肯定他既是赞普,又是“喇嘛”,行使着双重身份的职权,从而出现了后吐蕃时期特殊的政治体制。因此,吐蕃王朝灭亡前后的历史进程是一种政治的分裂与宗教的重塑阶段,统一格局的分裂导致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而佛教对政治、社会的重塑影响了政教结构,政教合一制度由此形成。

吐蕃时期丝绸纹样及其价值考究

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人物服饰及丝绸的使用,直观再现了当时对丝织品的应用方式与部分常见纹饰。当代藏族手工艺品存在装饰纹样陈旧、形制与纹样循环往复使用、相互借鉴抄袭等弊端。从吐蕃时期丝织品中提取出的大量装饰纹样元素,既能原汁原味地再现还原与弥补当前藏族工艺美术纹饰中缺失的吐蕃韵致,又能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图像体系部分还原,对现当代西藏美术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意义。都兰吐蕃墓出土了大量吐蕃时期丝绸残件,其中质地为锦的丝织品材质厚实,复杂花纹出现其上的可能性较大,绫、绢等材质则更易出现几何纹样。吐蕃时期缂丝传递出来自中西亚风格的气息与色彩,刺绣则更可能出自中原地区或汉族工匠之手。繝与絣虽有出现,但现已知数量仍较少。国内出土吐蕃时期丝织品有着丰富的材料及类型,对于探究丝绸之路艺术具有进一步整理分析的研究参考价值。

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所载尼僧多为法律尼的原因初探

纵观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留存下来的敦煌文献,关于尼僧的记载并不算多,而这些留下印记的尼僧多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法律。文章对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法律尼作了初步梳理,对法律这一僧官的具体事职进行了分类探析,从而得出了这些尼僧多担任法律这一僧官的原因:大族背景的助力、法律一职的冗滥及女性自身的努力。

浅析唐朝前期对吐蕃实行弹性防御的政治军事原因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发展壮大后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威胁到唐朝的西北国防安全。咸亨元年唐朝与吐蕃交恶,唐朝一开始采用进攻战略,但唐军在大非川与青海之战失败之后,面对西北国防线上步步紧逼的吐蕃政权,随后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略。咸亨元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的政治军事原因是多样的,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对吐蕃的军事外交失败使得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内乱影响着唐朝在陇右道实施弹性防御战略;均田制瓦解带来的兵制改革为唐玄宗时期实行弹性防御战略提供战力支撑,同时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为实现兵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陈庆英先生的敦煌古藏文写卷与吐蕃史研究述论

陈庆英先生治学范围广泛,主要涉及藏传佛教、部落历史与制度等多个领域,是享誉全国的藏学家。先生释读了《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收录的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内容,首次翻译并深入分析了P.T.999号写卷;利用碑刻、简牍、敦煌古藏文文献考证出赤德松赞的生平,论述了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分析了松赞干布河源迎亲等相关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