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八大书法家”之说的文献依据及相关问题初探

藏文字产生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随着文字的厘定及改革,不断完善和规范其书写形式,最终形成了乌金和乌梅两大书法体系。通过对现存吐蕃王室的文告、碑文、摩崖石刻、钟铭以及佛经典籍文献等古藏文文献书写形式和字体的研究,吐蕃时期“八大书法家”(八大乌金体)之说缺乏实物证据和信史依据,是后人虚构所为。在此基础上,挖掘藏文史料及书法理论为主的文献,探究了这一说法产生的文献来源,提出该说法是13世纪之后随着藏文史书及书法理论规范化而慢慢产生的,是后期藏族学者及书法家为书法理论的完善和美化而杜撰的一种之说。

吐蕃时期“六觉士”详考

公元八世纪,吐蕃的佛经翻译和编篡,藏传佛教相关戒律制度的产生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特点。而此时,作为吐蕃本土第一批出家僧人“六觉士”的出现,更是奠定了佛教在吐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拔协》等早期文献史料对“六觉士”的记载出人较大,包括以“觉士”来命名的缘由和“觉士”团的实际人数等众说纷,迄无定论。在甄别和比较正统史料的基础上,追溯“觉士”团成员背景,试图确定实际人数和对后期产生的影响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吐蕃时期历代赞普陵墓数量及其名称探析

陵墓是历史的反映,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俗和文化。对吐蕃历代赞普的陵墓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勾勒藏族古代丧葬习俗和历史轮廓。依据藏文古籍文献记载及现有研究成果,在系统梳理吐蕃时期44位赞普陵墓的数量及其名称时,发现其中天座七王、地贤六王和德字八王等21位赞普未立墓建陵。另外23座陵墓中有7座未命名或名称不详,其余16座赞普的陵墓名称在藏文古籍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些陵墓名称的命名方式主要是通过墓主赞普生前的名讳、去世后所建陵墓的性质、选址、随葬品的多少、陵墓外部格局、内部结构及装饰颜色等特征来命名的。

后吐蕃时期没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考

吐蕃王朝灭亡后的政治纷争和地方割据中,没卢氏家族坚定拥护吐蕃赞普后裔墀奥松一方,与韦氏、聂氏等为首的氏族之间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较量。墀奥松之后裔—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地区的拓疆建政也离不开没卢氏家族的支持。因此,阿里一带也成为该家族的主要分布地之一。此外,依据吐蕃时期的碑铭文献和祈愿文书的一般特点来判断,没卢墀赞扎贡波嘉所立普兰观音碑的年代应断定为公元11世纪左右。

敦煌吐蕃时期毗沙门天王像考察

敦煌地区吐蕃时期毗沙门天王像表现形式独特,经常与观音、地藏等组合出现。这一时期的毗沙门天开始与带有救度众生等现世利益的职能联系在了一起。然而,毗沙门天信仰从起初的护国祈愿到去除众生苦难的各种现世利益,具有超越性的世俗信仰根基很深。吐蕃时期敦煌的图像不能说只是一个地方的作品,而应该将中原的毗沙门天信仰情况作为其有力的比较对象进行再认识。这一时期的图像,对于时代和地域较为广泛的毗沙门天王像研究,具有不可回避的重要意义。

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

唐史载,吐蕃人"好咒誓"。本文依据敦煌藏文写本,结合同时期的碑刻文献,归纳出吐蕃文献中不同等级之间盟誓时所用的9个盟誓语词,并探讨了盟誓中的告身继承、官职继承、财产继承、处罪一人、维护王权、维护神权及盟誓制度演化的形式——集会议盟等所反映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丧葬、宗教诸多方面的内涵。

吐蕃时期贸易经济概论

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在逻些建立了强大而统一的吐蕃王朝。此后,历代赞普运用聪慧的治国经济思想,使吐蕃王朝的经济空前繁荣。本文仅就吐蕃王朝时期的贸易经济作些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藏学界诸专家学者。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首次出现的原因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壁画中。综观《金光明最胜王经》内容,主要表现的是护世护法的思想主旨,这种思想恰与当时敦煌人在经过和吐蕃近二十年长期战争所带来的混乱、贫困、痛苦相呼应,表明了当时人们在经过长年战争后渴望和平的心愿。

试论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镇厌”习俗——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再解读

本文根据近年来青藏高原新出土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吐蕃时期原始巫术中的“天灵盖镇厌”习俗作了研究探讨。文章认为,在藏族原始巫术中,流行一种以人或动物头顶骨(俗称“天灵盖”)作为“厌胜巫术”的“灵物”使用的习俗,过去国内外学者曾从文献上找到过证据。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以实物形态将这种巫术施行的场所、法器(埋藏品)、仪式程序等全面保存至今,实在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其学术价值和意义都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文章对考古新材料的基本情况、遗存性质与功能等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的研究结论。

吐蕃时期佛典翻译管窥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形成的历史时期,也是藏族文化逐渐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中,翻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打算对翻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的历史作用,和它在藏族文化形成中应有的历史地位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对这方面的研究。吐蕃时期的翻经翻译中心主要有两处,即吐蕃本部地区和敦煌,本文主要国绕吐蕃本部展开。译经起源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正式大规模传入吐蕃社会的,但也并不排除藏文文献中记载的佛教在拉托托日聂赞时代就已渗入吐蕃的可能性。

赞普的威仪——试论敦煌吐蕃时期赞普及随从像的演进

本文通过对敦煌吐蕃时期《维摩变》、《涅槃变》中吐蕃赞普及随从像样式的研究,将其分为初创、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尝试构建了其演进序列。本文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敦煌吐蕃时期《维摩变》中赞普及随从像的创作、演进过程进行分析。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敦煌吐蕃时期的赞普及随从像,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完备、从简朴到精致的过程,敦煌画师巧妙地利用已有图本进行再创作,使新的图像样式不断地得到完善。在图像样式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赞普足下方形矮台的增加、头顶华盖的精巧,还是随从组合的完备、冠饰的精致,都进一步强化了赞普的威仪。

生天:《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与对应——敦煌吐蕃时期经变对应问题研究之一

敦煌吐蕃时期壁画中经变的对应,是解读洞窟壁画配置及思想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该时期最常见、最稳定的三对经变之一《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和对应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①在敦煌信众眼中,吐蕃时期《弥勒变》和《天请问变》的对应主要是兜率天、忉利天的对应,它们实际上都表达了生天思想;②唯识学巨擘玄奘及其弟子在翻译、注疏《天请问经》时宣扬了生天思想,唯识学在敦煌的传播推动了盛唐末至吐蕃、归义军时期《天请问变》的流行以及与《弥勒变》稳定的对应。

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吐蕃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往的藏文史书中不乏记载，似乎毋庸再赘。但它们大多是就宗教嵌宗教，而对因社会意识形态而产生并发展的社会环境或日历史背景却常常忽略不计，笔者多年从事吐蕃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关于吐蕃时期城市的几点思考

文童拟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吐蕃时期的城市进行思考。分别从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和汉地史书中相关记载的前后变化中反思"迁都拉萨"说,进而通过补充部分现有研究中所缺失的资料,初步探讨吐蕃时期的城市概况,提出拉萨并非历代吐蕃王朝的都城,游牧的生活习俗使吐蕃并无国都的观点。

浅谈吐蕃时期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吐蕃时期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其中主要包括宫殿建筑古迹、宗教建筑古迹、墓葬建筑古迹、石碑铭刻古迹、历史文献古迹资源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了解和认识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文化资源十分必要,尤其是探讨其内在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研究吐蕃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化、佛经翻译、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历史时期“吐蕃”概念的时段分析——兼论吐蕃时期政治历史进程

藏族史学界对吐蕃的历史分段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吐蕃王朝"、"吐蕃时期"、"吐蕃"等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和时空界定,导致很难把握整个吐蕃王朝在具体时间范围内的历史进程,出现某一时段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分段内有不同的结论。对这些概念梳理不清,难免给吐蕃史学科建设及藏族古代史的理论研究造成诸多不便。根据藏汉文历史文献的记载及藏族古代社会历史具体发展进程及纵向分析,"吐蕃"一词的时间概念即可分为前吐蕃时期、吐蕃王朝(大蕃)时期及后吐蕃时期三个时段。

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上武术发展概况研究

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武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演进和快速发展。尚武之风的兴起、射箭技术的进步、刀剑技法的创新、徒手搏击技能的完善,无不推动着武术的进步和发展。吐蕃与周边各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流交往中形成的武术文化,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圈初步形成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0年7月21～24日在莫高窟举办了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分为十个专题:洞窟藏文题记以及吐蕃密教文献与洞窟思想研究、政治与样式、历史与艺术、石窟经变画、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毗沙门天王像、莫高窟第465窟研究、图像专题研究、吐蕃文物文献研究。本文发表了与会专家学者报告的最新内容和观点,总结并评述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