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农业科学价值

秦国吞并六国,完成天下一统,自然与其积极进取、求实重农、好武重法等秦文化特点有关,但秦文化留下的文字典藉很少,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该书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主要因其汇萃了先秦诸子的一些思想。这既体现了秦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趋向,而且因统一后的文化禁锢,使其资料价值更显珍贵。由于秦文化重农求实的功利色彩很浓,故该书中关于农业的内容较多,本文主要就此进行一些评析。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1 在我国历史上如云似雨的编辑家行列中,孔子是第一个最伟大的编辑家,而第一个伟大的总编篡恐怕就要数秦相吕不韦了。远见卓识的司马迁率先肯定了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编辑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他说,在周秦之交,“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及其科学成就

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技术的积累和进步,必然导致古代农业科学思想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周秦时代的传统农业,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学术领域空前活跃,各种学说蜂涌而起,诸子百家竟相争鸣,农家学派独树一帜.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向来被视为杂家著作,但其中的“上农”等四篇论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业科学思想体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业科学著作,吕也因此跻身于农业科学家的行列.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为一人领衔主持,众人合撰之著述,其分量和地位见仁见智,但它们的留存本身,标识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人印记。《吕氏春秋》表面上系统严整,实际上是各种学说的杂烩,但是其在音乐和天人感应方面的表述,颇具独特的文献价值。《淮南子》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辅之以儒学,全书文采摇曳。相比《吕氏春秋》,《淮南子》对世事沧桑和政权的存亡兴衰也有更多深刻的思考。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之心理探析

战国时期,秦国显赫一时的相邦吕不韦,在其处心积虑的经营下,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正当其踌躇满志即将达到其预期的目标时,美梦被他的强硬对手秦王赢政所击破。他的杰作《吕氏春秋》成为相邦与秦王斗争白热化的导火线。作为施政方针的《吕氏春秋》后面隐藏着吕不韦和秦王政对于权力角逐的欲望。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的心理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浓墨重彩,独树一帜:黄震研究《吕氏春秋》探析

在理学盛行的南宋,黄震作为朱子理学东发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能够对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黄震《黄氏日抄》对《吕氏春秋》160篇都有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试评吕不韦——兼论<吕氏春秋>

关于吕不韦其人其事,历来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吕不韦是一个大投机家,是大搞复辟的反动集团的代表头子;有人则认为吕氏是一个非常不起的人物,说他对秦统一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有论者从《吕氏春秋》中寻找出所谓吕不韦反君主专制的思想来。那么,历史上的吕不韦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本文试作论述以引玉见。

《吕氏春秋》中吕不韦的治国思想研究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该书体现了吕不韦的治国思想,吕不韦的治国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条主线"。其中,"一个中心"是指以治理天下为中心,而"三条主线"是指关于国家、君臣及治民的理论。《吕氏春秋》中体现的政治思想顺应了战国末期文化思想统一融合的趋势,为秦国的发展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吕氏春秋》“求诸己”的思想渊源及生成逻辑

《吕氏春秋》所论“求诸己”及其旁涉词语的篇章颇多,用文本互涉的方式来考察这一文辞,可发现其思想来源具有多元化与多层面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与《论语》《孟子》《荀子》的议题互涉,“求诸己”蕴涵儒家道德修养论;二是与《老子》《庄子》的义理相关联,体现道家无为论;三是与《韩非子》《管子》的政治观念相呼应,呈现法家君道论色彩;四是与《司马法》《尉缭子》《孙子》的理趣相关涉,摄入兵家战争论。《吕氏春秋》在多个领域和范畴中申明“反求诸己”,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隐含大一统政治愿景的逻辑演绎,“己”是参与政治秩序建构的逻辑起点,物我贯通的整体性是治道的思维基础,外在的事功之业是最终的现实目标。“求诸己”体视出知行合一、天人一体的逻辑系统。

《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之管键”,《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利民思想。民贵君轻、仁政德治、修齐治平作为《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理论根基、关键方略和逻辑进路,道法自然、天下为公、尊贤上功和利民为本作为《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理论遵循,饱含着丰富的价值底蕴。充分挖掘《吕氏春秋》治国利民思想的内涵底蕴,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智慧、坚持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推进德法兼济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在中国思想史上,吕不韦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然而,以往除郭老曾对吕不韦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外,一般都是把他作为“杂家者流”忽略过去的。而郭老论述目不韦,目的在于抨击秦始皇,影射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同时郭老因偏于儒家。

吕不韦及《吕氏春秋》悲剧命运探源

吕不韦与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比较奇特的一对君臣。一方面,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后,吕不韦以其“仲父”和相邦的身份辅政九年,并于秦王政亲政前二年编成《吕氏春秋》。此书一出,名噪一时:“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书正是吕不韦用来教育秦始皇。

从《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看吕不韦与秦始皇的矛盾

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以黄老之学为主导,“兼儒墨,合名法”,试图建立封建大一统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围绕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政权,吕氏主张法治德治并行,对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传统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从而同奉行韩非法治学说的秦始皇发生了尖锐矛盾。

《吕氏春秋》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衍化——以礼乐、孔、孟思想为核心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王治为目的,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衍化。它继承了儒家“乐与政通”的思想,将音乐作为施行教化的利器;同时吸收了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制作与使用都应合于“礼”的规范。在乐教的施行、音乐可观的作用方面,沿用了孔子的“正乐”思想。但其推崇的“大乐”以遵循自然和谐运行规律为基础,在排斥“郑卫之音”的理由、推行乐教的类型、音乐德治的内容等方面,与孔子有着不同见解。《吕氏春秋》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音乐作为得民心、实施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像孟子那般一味地强调美感的共性,它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在平和的审美心境下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吕氏春秋》的民生意识析论

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是先秦晚期带有集成性质的政论书,该书不仅直接出现了“民生”一词,而且蕴含较为丰富的民生意识,如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倡导公正公平及以民为本思想等,不少内容与现代民生理念相契合,特别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强调了民众的主权和平等地位,对汉以后治国理政、民生理论的发展影响较大。在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重大理论科学指引下,系统梳理《吕氏春秋》的民生意识,可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

秦汉时期“一”的图像与天下秩序: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道家文本中的“一”往往被视为与“道”相同或者谓述“道”的概念,但在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代表的秦汉黄老学中,“一”有其独立的意涵与作用,而这又与对“天下秩序”的理解密切相关。《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阴阳术数思想结合,构建起一个以“一”为起点,以“数”为间架的宇宙体系。在这一宇宙体系中,万物相互关联、贯通、互为一体。在政治语境中,通过修身使自我转化为“一”被视为最高级的政治智慧。因为成为“一”的统治者能与事物一体相连、志意相通,并提供事物以自发实现完满与和谐的内在动力。

《吕氏春秋》“夕室”考释

《吕氏春秋》“夕室”当理解为“豫室”,即豫乐之室。“正”非与“夕”相对,故旧说“夕”之“邪夕”“夕暮”之说并不可取。“正坐”当与“豫室”形成反对关系,且与二级标题《季夏纪》及三级标题《明理〈制乐〉》所论至乐之道关系密切。从《吕氏春秋》文本设计的衔接与篇题所涉时令关系上看,“夕室”居于季夏之末,孟秋之初,与《管子·戒》的记载一致,故应当理解为“豫室”。

《吕氏春秋》之动物学知识管窥

《吕氏春秋》欲“备天地古今万物之事”,涵盖了大量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动物学等在内的诸多生物学知识,且蕴含着“万物一体”“尊重生命”等朴素的生态观。故《吕氏春秋》中记载有先秦以来关于动物学的知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将对《吕氏春秋》之动物学知识做一系统地整理、分析与归纳,并试图以此管窥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中国动物学知识的积累水平与时人保护动物资源的生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