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

文章叙述了清雍正间的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的来龙去脉,着重分析了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案件的处理,指出孔孟程朱的思想义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也可以作为反对清朝的理论武器。雍正帝勇于在天下人面前与吕留良辩论,说明清帝对汉族文化的深入掌握;乾隆帝回避对清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则体现出清帝更为成熟、理性的统治策略。文章最后推测曾吕案可能对乾隆帝不喜欢理学、讲学有重大的影响,乾隆帝的这种态度促进了考据学的成长。

清代雍、乾时期“吕留良案”新探——以吕留良时文选评为考察中心

目前关于吕留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而作为他一生用力最勤的事业——时文选评,却鲜有学者关注。吕留良坚持道以文传、以文存道的文道观,他的时文评语也以宣扬程朱理学为一以贯之的目标。他的思想通过这些风行海内的时文选评影响着南国的士子,遂引发雍正、乾隆两朝的"吕留良案"。为统一人心、控制舆论,雍正、乾隆相继围绕着吕留良的时文选评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八股文的改革和对吕留良著作的处理。这些措施既有相沿又有变化,八股文改革从讲究理法兼备走向注重经史根柢,吕留良著作也从允许公开流行转为全面禁毁,反映出两朝的文化政策从独尊理学转向尊崇汉学,并且在思想控制上愈趋严厉。

刘墉与文字狱

清代的文字狱,自顺治始,绵延至清末,尤以康、雍、乾三朝为盛。很多时候,不仅是当朝人所作的文字,甚至只是引用或者借用前人的诗句,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雍正朝翰林徐骏,曾在诗中著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这原本谐谑的诗句,竟被雍正解读为嘲讽满人野蛮不识文字,徐骏因此被杀。此外,如康熙朝的庄氏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等,都是史上有名的文字狱。

雍正朝盐官海神庙建设中的环境与政治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山川河海祭祀的研究主要分作两个方面:首先,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神灵出现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国家祭祀政策大背景下民间的应对与互动;其次,考察国家祭祀政策与祭祀神灵变化的过程及其特定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以及国家祭祀的宗教内涵和社会整合功能。①具体到历史上的海神与潮神,学界主要关注海神信仰体系形成历程,②对国家祀典层面的成集极少。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早期展开——基于“夷”字的概念史研究

清代对传统“华夷之辨”和“天下共主”观念的改造和摒弃,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两大步骤。这两大转变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和“马嘎尔尼访华案”及此后事件中具有明显的体现。为消解曾静等汉族知识分子基于华夷之辨原则给清朝统治所带来的挑战,雍正等统治者对“夷”字语义进行重塑和推广,力图塑造出一种各民族相济发展的融合格局。由于马嘎尔尼等英国人对“夷”称的持续抗议和压迫,清朝统治者被迫取消“夷”字并替之以“西”“洋”“外”等词汇,反映出当时统治者从“天下共主”观念向“万国成员”观念的转变。“夷”字的语义转变及其历史命运反映出清中期现代国家建构在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维度上的早期展开方式。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包含复合要素的范畴,基于不同的要素,现代国家建构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也不同。

清宫疑案揭秘(连载四)

清朝凡295年间,宫廷发生了许多疑案,流传较广的如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世宗夺嫡、雍正被刺、乾隆身世、同治之死、慈安暴薨、光绪猝亡等。这些疑案影响很大,疑点多多,主人身份亦高(涉及5个皇帝、两个太后),百多年来的小说、野史、戏曲多有反映,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影视作品,无论“正剧”还是“戏说”,涉猎清宫疑案题材的,可谓林林总总,热闹非凡。为使广大读者获取正确的历史知识,通过对疑案的揭秘了解历史真相,本刊从今年第3期起,连载石玉新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雍正与思想舆论话语权的另类掌控

雍正一朝,始终困扰其统治的是帝位合法性问题。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投书谋反案”以及由此牵涉的“吕留良案”,使其看到汉族士人“华夷”思想根深蒂固,也使他意识到关于帝位问题必须要来一次辩白,以证明清朝入住中原“得统之正”,及其继位之合理合法,进而获得汉族士民的思想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