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看唐明两代君主集权方式的变化及其启示

“轻其轻罪,重其重罪”是明代君权高度集中的结果。君主集权作为专制主义下的必然趋势,但在唐明两代却呈现出不同方式。唐代君主较多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防止大臣一家独大威胁君权,从而实现集权。而明代废除相权带来了君权加重,为了有效驾驭极重的君权,明代君主的集权方式多样而激烈,典型表现就是通过严刑峻法与超强社会控制在肉体与精神上彻底消灭威胁君权的因素,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法制的畸形发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比唐明两代的君主集权方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当今法治建设中,一方面要保持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以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应汲取“法深无善治”的教训,使法律简而能禁,从而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法善治体系。

论韩非子的君主集权理论

韩非子君主集权制的理论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韩非子的理论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仁政学说,是截然相反的。韩非子主张法治,由君主制订统一的固定的法律,君主独揽大权,实行严格的赏罚,使群臣“唯命是听”,并且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武将必发于卒伍”,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在实践中锻炼和增长才干,然后逐级予以提拔。因此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清代君主集权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曾长期保持过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然而到了近代,却越来越落在西方的后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渊源可能很深远,但关键时期却在明清两代。尤其清代,中西差距日益扩大,落后局面最终形成。问题和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便于我们从中探讨和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在限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中,清代君主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是个关键的因素。正像恩格斯阐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时所指出的“

《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读后

孙闻博新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分为四章,分别从“农战”政策、“并天下”“皇帝”名号、符玺信物四个方面,深入探讨秦统一历史进程中君权的发展和“集权君主制”的形成,在秦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及帝业兴衰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历史认知。其学术价值和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者以秦“农战”政策、“君—臣—民”结构演变为线索,系统梳理秦崛起至王朝兴衰的历程,为理解秦代政治演变提供了两把钥匙。

孙闻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周、秦历史的演变,先秦政治形态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概括为"周秦变革"。秦的统一,奠定了两千年的帝国制度,对两千年帝制的连续性发挥了重要影响,而具体实现经过及其意义,有待重新揭示。本书探讨秦统一历史进程中君主权力的巩固与发展,以"初并天下"政治现实的确立为线索,聚焦"集权君主制"下与秦君关系密切的统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四个问题,进而展开考述,是第一部从政治文化角度系统研究秦君主集权的学术专著。

《韩非子》与《君主论》求同比异概说

《韩非子》与《君主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注重历史经验、相信历史变化、拥护君主集权、坚持实用原则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非道德倾向，比如它们都强调“德”的重要，这个“德”不是宽爱的品德，而是孔武的强力，它与悲观主义的人性论有关。但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过程中，两书的思想又表现了一定的差异。对此，过去较少论及。对于人性和人类之爱，（君主论》在否定的同时，又有一定保留，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态；而《韩非子》却坚持了一贯的否定态度。在君主集权的方式上，前者强调直接统治的必要，因此要求君主具备在接的政治技巧；而后者却只注重抓治理官吏的纲，反对过问具体的统治细目。这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集权政治的历史作用之我见

朱元璋的集权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目前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强调它的积极作用,低估它的消极作用;有的同志却认为它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全是对历史的反动.持前一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着重于对中央集权的分析,而忽视了君主专制这方面的因素;持后一种观点的同志则是把封建的中央集权和强化皇权当成互不相干的两回事,因此着眼于君主专制这方面的分析.我认为两者应该结合起来看,不能单独看一方面.因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同时也是君主集权;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同时也就强化了皇权.无论是秦皇汉武时期,还是唐宗宋祖时期都是如此,朱元璋集权政治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皇权愈益膨胀,显示出封建制度腐朽时期的到来,这是毫无疑义的.既然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同时也是君主集权,因此,对朱元璋的集权政治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估价它的历史作用.下面就这两方面的作用,略抒管见.朱元璋的集权政治产生于元末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之后,朱元璋已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实现全国统一的代表者.他经过南征基本上统一了南方,接着进行北伐推翻元朝统治。

关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几个问题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芽子春秋,成长于战国,确立于秦朝,巩固于西汉。春秋时期,分封制、世卿制等传统的政治体制在列国仍然占统治地位。某些国家的政权,被几家贵族掌握着。有些家族虽然已是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代表。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 1．了解皇帝制度、中央与地方机构的内容和关系及其历史背景，认识秦朝开创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2．能从职能、权限以及与中央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并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作用作恰当的评价，体会从分封制与分权制走向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制的治国智慧。

论王权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解读

王权主义是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的提出,使得从学理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惟一政体形式——君主政治成为可能。通过对诸子百家之学的历史定位,我们可以从源头上指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性质与基本特征,梳理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题,指明在政治思想观念层面从传统向着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径。这种理论概括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命运很有启迪意义。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看,王权主义具有某种极权主义的特征,并且表现在政治价值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并不含有现代化的因子,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需要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而这正是我辈学人的历史使命。

明代河南宗藩浅述

分封藩王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河南是分封藩王较多的地区之一,自洪武十四年始,先后有周王、唐王、伊王等陆续到此就藩。明代其他皇帝的子孙许多也都被分封于河南。至明中后期,河南各地藩府林立。这些宗藩违制越轨,广占土地,擅杀人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在河南宗藩中也产生了朱载(?)等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学者,为我国的科技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和社会历史基础

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易于引发误解。这一概念有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这一过程以特定的社会历史变迁为基础:本真意义的市民社会变为君主集权制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再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不同的社会历史基础决定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这说明,不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从康雍乾三帝对督抚的简用谈清代的专制皇权

在我国古代 ,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封建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 ,它通过君主集权驾驭着庞大的官僚体系 ,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官僚制度 ,君臣之间以相对稳定的权力占有及权力制衡关系共同操纵与控制着封建政治的运行。但是政治运行必须在既定的规则下方能得以实现 ,换言之 ,就君主而言 ,他在实施专制政治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其个人的意志要与普遍原则的体系共存 ;就官僚而言 ,他们是被置于成文法规的制约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因而 ,由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等构建的政治机制 ,是政治运行的重要保障 ,它将政治运行置于有序的规则程序中 ,而支持这种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 ,是渗透于国家法规、制度以及统治者思想中的政治文化。每一时代都有支配政治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历来被视为封建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特别是儒家文化 ,当它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解释下被赋予了官方文化的政治地位之后 ,它便完全成为封建政治的灵魂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 ,在这一意义上 ,政治运行的过程也即文化的运行与传承过程。在政治运行中 ,作为掌握政治命运的权力人物即君主与官僚 ,他们既是政治活动的主体 ,也是文化的载体 ,他们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一个政治运行的过?

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

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权的建立、礼乐制度与十国君主集权的加强以及礼乐制度与十国官僚政治的发展三个角度可以窥视礼乐制度与十国南方诸国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在政权建立、界定君臣关系及官僚集团内部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的建立 ,为南方社会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具有南方特点的礼乐意识和礼乐体系因此兴起 。

先秦依附关系的演变

先秦时期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在春秋战国时又有着较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依附者——"私徒属"与"宾客"对其所依附的各级贵族的人身依附的减弱。具体来讲:私徒属讲求忠于主人,至死不贰,宾客则以势取舍,择木而栖;私徒属仕于主人,奉职尽责以取得俸禄,宾客则无有职掌,有事差遣,无事闲处,仰衣食于主人;私徒属视主人为衣食之本,尽忠于主人即是其人生目标,宾客则视主人为进身之阶,出将入相,显身扬名于国方是最高理想。这种依附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早期国家的集权化倾向以及君主专制权的加强。

罗马法的复兴与中世纪西欧王权的加强

西欧中世纪的法律体系呈多元化,庞杂不一。12世纪以来,随世俗文化的兴起,以城市为中心掀起一股罗马法的复兴运动,市民阶层援引罗马民法中关于绝对的、无条件的私有财产权观念,为自己的活动寻求法律依据和国家的认同,城市商业法规冲击了旧的习惯法、庄园法,间接地打击了割据,加强了集权;而君主们则吸收罗马公法中伸张君权的原则来加强统治,二者殊途同归,找到了相互为用的契合点,他们共同营造着一个更为现实和理性,并体现出民族意识的统一的国家政体。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势衰,群雄并起,出现了宗法社会向地缘社会,宗法大家族向编户齐民,分封制度向君主集权制过渡的社会转型,统一已成人心所向、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时剩下了7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完成了中国局部地区的统一,为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阴阳五行看中国戏剧何以晚成

阴阳五行思想发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农业社会。殷代的四方观念、“五行材质说”和《易经》的思想体系是我们所见最早的相关记载。阴阳五行彼此牵制、调和矛盾、循环往复的机制 ,因中国人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而神圣化 ,并演化为一种涵盖天地万物的综合思维模式 ,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模式与戏剧的意志冲突精神是针锋相对的 ,是导致中国戏曲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