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

“天地君亲师”溯源考——兼论《礼记》的成书时代

"天地君亲师"是旧社会家家供奉的香位牌上的五个字。张舜徽先生说:"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而这五个字源出何书?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源出《荀子·礼论》。本文则认为源出《礼记·礼运》,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荀子》中的五字缺少"亲"字,而《礼记》则不缺;二是《礼记》成书早于《荀子》,这在郭店简、上博简出土问世以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但对其表达方式和排列顺序的演变过程,学术界的了解并不全面。经过系统梳理史料,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民国时期,“天地君亲师”又衍变出“天地国亲师”和“天地圣亲师”两种形式。

从“天地君亲师”位看文字符号设计的容错性

目的从中国民间独特的视觉传达系统"天地君亲师"牌位中文字笔画减少的现象出发,将"容错性"概念引入视觉传达系统设计。方法以符号学为方法论指导,分析文字符号在视觉传达系统中的因"意"变"形"现象以及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字"容错性"的应用造成的不同识读效果。结论汉字独特的造字体系不但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基础,也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可以借鉴的思维方式。

“天地君亲师”:儒家精神信仰思想的现代转化

受儒家思想影响,"天地君亲师"在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发挥了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的作用。其中所蕴含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热爱祖国、敬重传统、传续文化的精神,是重建当代社会精神信仰的宝贵资源。

大小传统的符号释义学解读——关于“天地君亲师”与儒学民间形态的对话

"天地君亲师"香火牌位的叙事学符号同时兼顾了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代表了一个完整的秩序结构与价值结构,具有多重的释义学象征意义,获得了大小传统一致的认同,体现了儒学民间化发展的一种形式,全面安顿了中国人的世俗日常生活,反映了儒家思想与人伦日用经验结合的一个侧面,给予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多学科交叉的合理训释。

“天地君亲师”信仰:屯堡聚落的“礼”与“理”

"天地君亲师"信仰在中国流传已久,也是屯堡人每家必须供奉的对象。其中,君担当了天地与亲师之间的"立法者"。国家权力自上而下伸张的方式就是通过礼制与生活的结合,化"礼"为"俗",同时这也构成了屯堡聚落的"理",即自组织原理。

从天地君亲师信仰看小传统风貌的屯堡服饰

从天地君亲师信仰层面来解读屯堡服饰,这一小传统风貌便可次第展开其深隐的意蕴。在与天地君亲师信仰互动的统摄下,屯堡服饰与屯堡人的生活、生产与生态相生相得,与传统服饰文化跨时空有机对接与守望,与屯堡制度与整体移民的命运浑然一体,呈现出屯堡人对故乡和居住地超越常人的双向敏感与新奇,对自我形象与身份有着超越常人的敏感与定位,从而成为形美质纯意味深长的文化景观。

浅议“天地君亲师”信仰中“君”字语境的现代转化——基于对东汉、三国时期“君臣”关系的思考

本文主要以史实分析为手法,通过论证东汉、三国时期"君"的定位及君臣关系的三个主要特征,来揭示"君"字的丰富内涵和外延,并探讨其与现代文明之间能够进行沟通、共享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天地君亲师"这一传统信仰的现代转型中,"君"字应该被保留下来,其语境的现代转化是可能的。

“天地君亲师”信仰的近代衍变

"天地君亲师"信仰在中国千年文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到了近代,因封建王朝的终结,人们发现它与社会环境不再匹配,于是衍变出种种变体,分别以"国""军""圣"填补以往核心"君"缺位后的空白。本文旨在厘清其近代所衍变的三种变体的出处与发展,为"天地君亲师"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奠定基础。

夷夏互根:明清以降清水江下游地区“天地君亲师”相关信仰习俗考察

在清水江下游地区,各族民众普遍悬挂或张贴写有“天地君亲师”的神龛,这一文化标识的凸显乃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夷夏互根”文化政治传统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夷”“夏”是影响深远的一种话语形式,表征着“中心”与“四方”长期互动的社会实践,因而“夷夏互根”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模式,可以成为讨论中国社会一般性质的基本视角或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维度。聚焦西南地区与“天地君亲师”相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达,深掘“夷夏互根”这一学术概念的深邃意涵,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维系的社会生活基础与日常运作机制,探寻中国历史的逻辑脉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贡献。

“天地国亲师”还是“天地君亲师”?——民国时期改“君”为“国”的宗教学反思

民间流传久远的“天地君亲师”信仰,在清朝经由雍正颁行天下后,对社会教化、国家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民国,帝制退场,“君”遂被代之以“国”。虽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但并未给出有深度的论证分析。本文拟从宗教学角度,根据“天地君亲师”信仰之理论体系与儒教义理逻辑,指出以“国”代“君”虽适应了时代的政治变化,但同时也对儒教信仰之神灵内涵与义理一致性造成损伤,使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之间的情感联结与意义建构受到削弱。阐明“天地国亲师”与“天地君亲师”之差异,不仅关乎知识论上的明辨,更关乎我们对自身传统之认识。

大小传统的符号释义学解读——关于“天地君亲师”与儒学民间形态的对话

时间:2003年9月21日地点:阳明精舍录音:黄沛骊(四川大学博士)整理:张明(美国夏威夷大学硕士)蒋: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农村堂屋常挂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现在有的地方改成了"天地国亲师"。这种牌位集中代表了儒家的价值,是儒家思想民间化发展的浓缩。儒家有三本:天地是生之本,祖宗是人之本,圣贤是文化之本。天地君亲师中,"天地"可以生万物,"亲"是生命的来源,"师"由圣贤来代表,没有圣贤教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的人。

关于“天地君亲师”文化研究综述

"天地君亲师"是我国南方民族民间供奉的一组神祇,多供于堂屋正中的墙上,于四时祭祀。过去,学术界对其研究比较忽视,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并有了一些成果。本文将针对学术界对该领域的一些研究进行梳理,以了解其研究状况,并谈谈对该领域的研究展望。

《论语》儒家伦理的价值意蕴——以“天地君亲师”为视角

孔子的儒家伦理建构的是以“五伦”为基石的伦理社会,所遵循的是敬天法地、忠君孝悌、家国一体的由家及国、由内及外的伦理秩序。“天地”为自然生命之源,要求个体以德配天,遵循天道;“君”“师”为社群生命之源,要求个体敬上而尊长,维护社会礼制;“亲”为血缘生命之源,强调血缘孝亲伦理。借此从这五个角度将《论语》所描绘的以“亲亲尊尊”为价值主旨、带有礼乐文化符号化象征、具有儒家伦理合理内核和特殊的文化基因的伦理生活画面一层层地展现。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但对其表达方式和排列顺序的演变过程，学术界的了解并不全面。经过系统梳理史料，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

天地君亲师

在很多老宅和祠堂里,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见一个特别的牌位或者悬挂的卷轴,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它们常常被供奉在正屋当中的墙上,接受香火和人们跪拜。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自此之后,天地君亲师这几个字便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一种传统信仰和文化观念。

天地君亲师

在很多老宅和祠堂里,我们至今仍能看见一个特别的牌位或卷轴,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中国古人为什么要敬拜天地君亲师呢?敬天法地在中国古人心里,天地生养万物。山岳河流,日月星晨,一草一木,世间万物都因天地而孕育和生长,而人正是依赖万物才得以生生不息,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敬仰天地。

文化认同在道教中国化中的意义--以净明忠孝道为例

以“天地君亲师”为代表的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力量,在道教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中具有重要意义。道教是孕育并生长于中国的宗教,因富含传统文化的元素,彰显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以发轫于江南地区(以江西为核心区域)的净明忠孝道为例,它从前身的民间信仰许逊崇拜到后世跻身制度性宗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皆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净明道将中国传统观念“天地君亲师”全面融摄吸收,以之作为自己义理建构、教团组织建设、道脉赓续、祭祀圈扩展的重要支撑和文化力量。净明道至今鲜活的宗教实践,祭祀教祖许逊绵延的庙会香火,均表明文化认同是道教存续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道教中国化这一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信仰——以“天、地、君、亲、师”为中心的文化现象学分析

"天地君亲师"作为五位一体的神圣性符号结构,蕴藏着极为深刻的文化释义学内涵,既可解读为传统中国立体价值世界的象征性符号,也可训释为礼义文明祭祀系统的隐喻性标志,显然是儒家思想与百姓日常经验结合后的产物,构成了中国乡民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的颇有宗教性义涵的人文化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