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修道生活的忠与孝--以初唐“致拜君亲”论争为中心

自六朝以来,忠孝君亲的儒家伦理早已在道教教义与修道生活中得到内化的融合与体现。初唐政府屡次命令道士僧尼致拜父母与君王的诏令,都将道士女冠与僧尼相提并论,强令二教必须礼拜父母与君王。佛教教团为此多次掀起反对致拜君亲的请愿运动,成功地迫使政府两次放弃强令僧尼拜君亲;道团态度相对沉默,却在修道生活中实践着朝廷的政策精神。道教在致拜君亲问题上的"讷于言而敏于行",反映了道教在唐代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同。

从“致拜君亲事件”看玄奘晚年与高、武之关系

玄奘晚年除专注译经事业外 ,其余活动、事迹多不彰显。本文即从此着手进行探究 ,并结合龙朔年间的“致拜君亲”事件 ,力求对玄奘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关系 。

林泉之志与君亲之心——《林泉高致》对山水画地位的维护

山水画是我国古代绘画的常见题材。许多古代画论都将山水画放置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山水画论体系逐渐完善成熟起来。其中,郭熙的《林泉高致》对山水画地位加以维护的论述在山水画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郭熙以他丰富的绘画经验和创新独到的艺术见解,使《林泉高致》确立了山水画在中国画论史上的经典地位,成为后人绘画技法的理论源泉,并得以将中国绘画艺术精神薪火相传。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唐高宗朝“僧道致拜君亲”的论争与龙朔修格

关于高宗龙朔二年“僧道致拜君亲”之争议,以往研究者虽指出其事与高宗、武则天政治的关系,认为此事反映现实礼法冲突和法律思想,却较少具体事例予以证明。研究从龙朔修格的角度提供补充,说明《显庆礼》与龙朔修格的联系及礼法意义,从而指出“僧道致拜君亲”的讨论是龙朔礼法改革中的一项,不仅与武则天主持政事有关,也证实了她本人将佛教理念作为其家族信仰和立朝之支撑,以及追求帝、后权力平等的意向。不同参加者的意向则进一步证明此项论争与现实政治的关联。

慎唱“天地君亲师”

去年岁初,"杨帆门"事件搅得教育界上下寒彻;年半之后,"弑师案"更叫人舌挢不下。震惊之余,人们对大学校园因师生紧张而导致的一连串事件也引发了讨论和反思,拷问"师道尊严"、呼唤"师生和谐"的声音日甚。与此同时,由于"杨帆门""轼师门"事件以师生间的冲突为表征,故一时间,"天地君亲师"、

董仲舒在淮南王案审理中的影响——基于《史记》《汉书》的考辨

在没有亲自参与的情况下,董仲舒仍在淮南王案审理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吕步舒担任主审官并不是出于其师董仲舒的推荐,但是汉武帝之所以任命他担任主审官,主要考虑到他是董仲舒的弟子,以期他能以董仲舒的思想审理淮南王案。事实证明,吕步舒确实以《春秋》决狱,其审判依据“君亲无将”受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影响;反之,淮南王案的审理推动法律儒家化,基本奠定了后世以司法判决宣告谋反违法性的方向,且“君亲无将”原则逐渐成为认定谋反罪的法理依据,《唐律疏议》则将其正式写入法律条文。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