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兼论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平日涵养与临事持守——论朱子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诠释

《论语·泰伯》曾子答孟敬子“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段是理学家讨论持敬工夫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与吕祖谦、张栻等人的书信讨论中,朱子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批评以谢良佐为代表的程门弟子只重临事持守的诠释,认为工夫在于平曰涵养,曾子所说只是效验。乾道九年以后,朱子一直坚持效验说;直到晚年与弟子讨论,庆元四年以后才修改《论语集注》中“涵养有素”的效验说,重新强调“操存省察”的工夫说。《集注》的修改引起了门人后学的讨论,认为既要重视平日涵养,也要重视临事持守,集注改本正可以包括二者,而诸家之说也都不可偏废。这些讨论对于理解容貌辞气上的持敬工夫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