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杨度“君宪救国”思想述论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杨度持君宪救国思想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完全否定 ,认为是逆民主潮流的反动政治思想 ,毫无进步可言。另一种分两个阶段来评价 ,认为 190 8年 4月在他进入宪政编查馆或辛亥革命之前 ,其君宪救国思想有一定进步性 ;而在辛亥后则站到了民主共和的对立面 ,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我们认为 ,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 ,从 190 2到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 ,其君宪救国的政治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只是前后政治倾向稍有侧重。辛亥前 ,他倾向于英国君主立宪模式 ,辛亥后民初社会的“典范危机”的失序混乱时势 ,他倾向于日本的立宪模式 ,希图以国家、君主之绝对权威来整合失序的混乱社会 。

从《君宪救国论》看杨度后期的君宪思想

杨度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寄希望于袁世凯，视“洪宪帝制”为契机，向袁世凯进献《君宪救国论》，为其登基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从而加速了帝制实施的进程。《君宪救国论》集中反映了杨度在“洪宪帝制”时期极其矛盾的思想，也突出体现了其帝王之学与君宪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消彼长的关系。

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考辨

有关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活动的评价,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一文认为,段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当时形势发展的进程,其缔造民国之功应予肯定。而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一文则主要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的一段话为依据,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商榷意见,认为段曾于1912年1月1日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

杨度及其《君宪救国论》

杨度及其《君宪救国论》祝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有些人物能够与时而进、跟上历史步伐，也有些人恰好相反，在历史的滚滚风尘中落伍了，甚至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不应忽视另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即历史过程的曲折必定也造...

杨度眼中的中国立宪——以《君宪救国论》为分析范本

《君宪救国论》一文集中反映了杨度关于中国立宪的理论构建:以君主立宪的政体来实现富国强国的宏愿;以世袭罔替的君主来消弭军事纷争的危机;以正当诚实的立宪来矫正清末民初的弊端。杨度的立宪观既存在合理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特殊的现实性与一定的诚实性;另一方面,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深受"帝王之学"的影响,未能摆脱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与权威主义的纠葛。

晚清君宪思潮破灭的原因分析

君宪与共和是晚清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两种重要思潮。武昌起义爆发后,君宪思潮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传统的观点认为,阶级力量的对比、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自身缺陷是晚清君宪思潮破灭的原因。实际上,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高度专制的清朝皇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的影响、"伪立宪"对君主立宪时机的错过也是君宪思潮破灭的重要原因。

评杨度的“君宪三败”——兼评杨度入党“投机”说

杨度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致力于君主立宪.鼓吹之,辨论之,笃行之.然而,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昙花一现后,他在《江亭词序》中承认:“予仍坚主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虽然他还在亏本(面见)

在君宪与共和间摇摆 从大清首相到民国总统

辛亥年八月二十二日（1911年10月13日）,隐居近3年的袁世凯,一下接到两道圣旨：朝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立刻就职,主持对革命军的剿抚事宜;随后,又授予他指挥湖北各路援军的权力。对于要不要奉旨出山,袁世凯的幕僚们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害怕＂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落得兔死狗烹的局面。袁世凯当场回答：＂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表示无论如何要为朝廷平叛。

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

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论坛上,以梁启超、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是两支活跃的力量。它们以反专制、争民主、图救国为共同目标,又对清政府和君主持迥异的态度;它们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互相攻讦,势如水火,由此引发了当今学术界对它们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和思想价值的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要对它们的言行做出合符历史的、公正的评价,固然需要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但关键还在于如何看待它们各自高举的旗帜——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因为,二者分别凝聚着它们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民族道路及国际政治的深沉思索,又规范着它们各自的政治行为。

论杨度君主制主张的两条逻辑进路——基于《金铁主义说》和《君宪救国论》的分析

在中国实行君主制是杨度立宪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论证君主制之于近代中国的契合性时,杨度先后提出了两条不同的逻辑进路,二者区别可见于其代表性专论《金铁主义说》和《君宪救国论》。前者主张保留君主,将满清皇室作为维系政治统一的象征以避免五族分立;而后者要求恢复帝制,借洪宪帝制确立不可挑战的权威以消弭军事纷争。由于清末和民初两个时期中国内外时局的变化以及杨度自身政治立场的改变,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采用了明显不同于《金铁主义说》的逻辑进路。

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

清廷于1906年后进行的预备立宪活动，是继洋务运动、庚辛新政后的最后一次改革自救运动。关于清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君主立宪问题形成的不同认识、议论及其实质，拟另文专论，本文仅就清统治集团内部不同君宪论对当时政局的影响，试作管蠡之议，不妥之处，恳望师友匡正。

从君宪到共和——论伍廷芳的政治制度思想

伍廷芳(1842—1922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四岁随父回国.他一生活了八十岁,几乎与近代中国前八十年相始终.前四十年,大多在海外求学、任职,是获取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是香港立法局的第一位华人议员.后四十年,在国内政坛上进行政治实践,投身洋务运动,参与清末政治改革,参加建立民国,反对复辟反对军阀,最后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贲志而终.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国内学界并无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就其政治制度思想的形成、演变作一番考察,以求正于方家.

从“金铁主义者”到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浅析杨度的宪政思想及其转变

在清末民初这一大变局时期，杨度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因思想变化激烈而为人们所关注。从他于清末新政时所著《金铁主义说》，及至民国初年共和观念席卷大江南北之时其为坚持君主立宪主张而著的《君宪救国论》，反映了杨度作为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近代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为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而选择的温和的救国方案。对20世纪初叶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中的中国来说，杨度的主张不应该受到误解与忽略。

“君宪负明公”?——民国四年的“洪宪”闹剧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算是一个悲剧人物。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

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及南北议和,过去学术界多持否定意见。本文通过重新考察袁世凯自武昌首义后“奉旨出山”,主倡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最后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对袁世凯在中国历史这一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及南北议和的意义作了新的评价。

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

杨度既是政治家,又是企业家、文学家。他曾主张君宪救国论,张勋复辟之后,认识到君宪救国行不通,进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再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也堪称"多彩"了。袁世凯与杨度的恩怨,只可算是他的前半生,其后半生则更加辉煌!

拥抱革命也不容易——唐璆一生对革命之迎拒

生于1874年的唐璆,青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并在世纪之交一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6年左右,唐?在湖南谋划过一次武装起义,但未能成功,之后逃脱到日本。日本是革命派的大本营之一,按常理,作为一个革命者,唐?应该会从此结束"单干"的局面,投入到"组织"中去才对。然实际情况却相反,他在日本加入了主张立宪的政闻社,1908年,还跑到新加坡,与革命派进行论战。在那之后,唐?再也没有回到革命的阵营,即使到了革命成功、共和告成之后,也是如此。唐?的经历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后,爱国志士对待革命的态度其实有复杂的一面。在革命未成之前,有志救国者未必都坚持革命,在革命既成之后,也不是所有忧国者都认可革命既成之局。

读《杨度集》论杨度

由刘睛波主编的《杨度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近人文集的编辑出版虽非自此首创,但本书的出版似乎有着特殊意义。这种意义主要是由文集的主人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从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到力主君主立宪的改良保守派,从“帝制余孽”到共产主义战士,在杨度传奇般的人生旅程中,不仅集中显示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段风雨烟云,更重要的是从其进退沉浮的坎坷人生中,纤毫毕现的展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传统型到近代型转换过程中的人格。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

也谈《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真义

“筹安会”出笼后不数日,梁启超为了反击帝制复辟逆流,写作了一篇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鸿文,这就是传颂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目前,学术界对这篇影响深远的名文大体上有三种认识:一曰它根本没有反对袁称帝,相反,它是梁启超对袁的刻骨镂心的忠谏之书。梁启超也不是什么反帝制派,而是货真价实的、有条件的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