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鸟合一玉饰与君权神授──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

人鸟合一图像是商代礼玉中重要的装饰纹样，它展现了商文化与东夷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孕含着先商图腾神向人格神转化的史实，这种君权神授的艺术象征也偶合古埃及人相类的宗教政治信仰。

《史记》对君权神授的质疑和讽刺

文章分析《史记》中反对君权神授的表现,一方面,直接对君权神授理论发起冲击,正面质问和驳斥,或是就某一不合理的事件发出自己的疑问;另一方面,则是从侧面说明君权神授的滑稽和虚妄,揭露天命和异象的人为成分和统治者的阴暗面,并表现未受天命的小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天命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权力系统与环境系统依从关系──论“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再到“人定胜天”的扬弃和极化

“君权神授”、“天赋人权”和“人定胜天”，从历史系统论历史哲学的角度论，实质是人与天亦即系统与环境的依从关系的合理扬弃，以至于极化的问题。远古人类认知、利用自然的能力弱，对“天”恐惧、依赖心理极大，而后到中国的汉代、西欧的中世纪，继承了畏“天”依“天”的一面，“君权”靠神授，但同时极化、一滥用天的名义，神化君权、教权；近代，合理地扬弃，以人权否定神权，强调“天赋人权”，将人权自然“神”化、天然合理化，但后来发展到极端，滥用自然赋予的人权，极化为“人定胜天”观，恶果累累。人口超载，环境污染，等等，令当代人类重新重视人与天的和谐关系，即系统与环境互相依从的系统原则，可谓在历史进程、历史哲学观中一种新的扬弃，否定极端化，在宇宙嵌套观中“复归”远古的某种态势，但系统与环境依从关系的内容、事件已是全新的了。

浅析刘邦“君权神授”的神话——以《史记》为文本

刘邦"君权神授"的神话介绍了其不同寻常的出身、长相、经历三方面。其功能表现为:一是刻画人物心理,创造独特氛围;二是反映君权神授的观念;三是揭示民俗文化心理的内核。

传国玺与君权神授的观念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有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围绕着秦代的“传国玺”而展开的。“传国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迷,有关传国玺的有无、始末等问题,唐宋以来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做过文章,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问题,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据其有无、叙述其始末上,而要深入解决为什么会在秦始皇时创制这颗传国玺,其中贯彻了一种什么思想,以及它的授受演化,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起了何种影响等问题。本文试图找到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以期识者指正。

“君权神授”思想背后的管理学动机

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地区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都曾经出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本文试图从管理学角度,通过对管理者权威来源的分析,来揭示造成这种相似性的管理学动机。管理者权威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利益控制。其中管理者刚刚获得权力时所获得的初始权威,尤其在人类历史发展早期阶段,比较普遍的来源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管理者的初始权威是由赋予其权力和地位的上一级权威衍生而来。但是对于国家的最高领导而言,因为在世俗中不存在更高等级的权威,因此只能人为的创造一个非尘世的更高权威,即神灵,并通过宣称"君权神授"而获得一个符合逻辑的初始权威来源。

以《子羔》为例浅析三王感生神话及其背后的“君权神授”思想

感生神话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神话体系,其中三代始祖的感生神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子羔》篇的分析,结合历史文献,可以窥见三王感生的特征及其背后"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和传承。

浅谈古埃及文献中的君权神授思想

古埃及的王朝更替自始至终都是神权与王权相伴,君权神授体现在法老统治的方方面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法老一方面用王室文献、自传体铭文、宗教巫术文献等功用性文献来宣传自己的君权神授,以更加合法化王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用教谕文献、文学作品等非功用性文学描绘王权的君权神授,从侧面烘托出了王权的圣洁与威严。

“君权神授”与俄国君主专制政权

韩松洋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撰文指出，“君权神授”理念是近代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民族“忠君”思想的重要保证。“罗斯受洗”后，“君权神授”这一宗教、政治理念也由拜占庭帝国传人了基辅罗斯并成为维护俄国君主专制统治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君主专制时期的俄国社会，“君权神授”是通过由东正教会主持的新君主登基仪式来实现的，登基仪式具有神化和监督世俗政权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君主是上帝选定的管理者，所以君主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其二，由东正教会主持的君主登基加冕仪式带有教权监督世俗政权的内在含义。

君权神授理论在西汉初年的实践与发展

西汉建立之初,政局不稳、民生凋敝,新建的西汉政权面临着重构政权合法性的艰巨任务。刘邦通过神化统治者、重建礼乐制度、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构建了独特的君权神授理论模式。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建立了独特的君权神授理论。西汉初年的这些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是对西汉之前的君权神授理论的总结和进一步发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以独特的方式重构了西汉王朝的政权合法性,并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经》中的君权神授思想

《诗经》是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一部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人类思想意识的不发达,在思想意识领域中,基本上是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除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外,还大肆宣扬宗教思想,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愚民统治,以说明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合理性。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和强制下,被统治和剥削的劳动人民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这种宗教意识除在统治阶级的文学作品有集中的反映外,在被统治者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些许的表现。

君权神授和个人迷信——论董仲舒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不信神、不信鬼、也不迷信人。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却发生了十年之久的造神运动。有造神的，有当神的，多数人则是信神的、敬神的。这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在中国发生过的现代迷信，原因是复杂的。

《论神圣的权利》:笛福的君权神授与自然法政治思想——兼论与洛克《政府论》的异同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笛福的政治思想是洛克式的,代表着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然而,《论神圣的权利》表明,笛福在自然法、财产、人民和政府的起源等基本政治概念上与洛克截然不同。他接受君权神授理论中的君主制、世袭制和君主的神圣性,但又根据自然法,用人民(地主)主权取代了君主主权,反对君主专制和暴政,反对消极服从和不抵抗理论。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反映的是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地主阶层的利益诉求。

论“君权神授”理念对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影响

"君权神授"理念是近代具有浓厚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民族"忠君"思想的重要保证。东正教会所主持象征"君权神授"的加冕仪式,能够有效神化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为专制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公正性"提供神性依据。相反,政变者和东正教会的"联姻"也能为推翻专制君主的统治争取到足够的民意支持。历史上,俄国东正教会对瓦西里二世捍卫权力斗争的胜利、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以及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政变的成功等政治事件产生的影响,充分证明"君权神授"理念在神化君主权力、稳固专制统治根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自然与理性的对决——以17世纪英格兰君权神授为例

17世纪关于权威起源的理论普遍认为,政府的基础是每个人心中铭刻的自然法可以发现的。在宗教改革之前,自然主义作为被认可的政治上的标准相对而言并未受到质疑。宗教改革后成为攻击的对象,在霍布斯或洛克的理性自然法的批判下,自然主义被替代。君权神授理论在17世纪英格兰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路径。

《少女的悲剧》: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的对话

本文着重分析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复仇剧《少女的悲剧》与同时代各种政治话语及法律思想的互文关系。本文认为,此剧讨论了暴政的概念与产生根源,面对暴政臣民的抵抗策略以及遏制暴政的方式。剧本植根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复杂政治语境中,从各种政治抵制理论及普通法理论所共同坚持的契约论这一角度,对詹姆斯一世所竭力维护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反思和批驳。剧本强调,暴政产生的原因在于模糊神圣化的君权与君主个人之间的界限,没有用法律制约君主的行为,致使君主侵犯臣民各种权利。

君权神授? 君权民授? 卡纳克神殿下的沉思

(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需要说明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及法统承续来源,否则他就会失去权威,庶民及部属都会质疑其权柄,甚至挑战其地位,这样的统治自然难以维系。在没有民权意识的年代,"君权神授"之说自然是最好的策略——权威、神圣、稳固、廉价。所以,神的塑造很关键。偶像神的选择、树立,必须首先要有民众基础,大家都认可,其次是具有普适性。

中西君权合法性的宗教维度

"君权天授"和"君权神授"是中西关于君权合法性理解的两种天命观。由于中西宗教观的迥异导致两种天命观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关于君权合法性的理解出现分野,正是这种分野演变为两种不同的政治实践道路。当然,宗教观的不同并非是这种分野产生的本质所在,但宗教作为"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它必然会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发生作用,对社会的结构、政治体制产生深刻影响。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