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钦定宪法大纲》对君权的限制及其被误读

《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集限制君权与保障君权于一身的矛盾体,限制君权是其主要方面,君主立法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行政权力受到责任内阁的限制,司法权力受到独立司法机关的限制,君权整体受宪法、法律限制。《钦定宪法大纲》虽限制君权,但其所设计政体与立宪派期望相去甚远,加之表面上对君权保留过多,强调过甚,使得原本就对清政府缺乏信任的立宪派对《钦定宪法大纲》产生误读,以《钦定宪法大纲》为守卫专制之堡垒,而非通往宪政之起点。尽管如此,《钦定宪法大纲》仍成为立宪派推动立宪运动的法理依据,对清末立宪仍具正面效应。

也谈黄宗羲的君权思想——与蔡尚思前辈商榷

对蔡尚思的"反君权"说提出了质疑,认为黄宗羲虽然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对秦以来奉行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可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跳出君权思想,他提出的一系列措施不过是要有效地限制君权而已。

黄宗羲反对君权吗？——与蔡尚思前辈商榷

著名史学家蔡尚思曾于1987年在《文史哲》第2期上写过一篇文章《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本文对蔡尚思的“反君权”说提出了质疑，认为黄宗羲虽然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对秦以来奉行的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可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跳出君权思想，他提出的一系列措施不过是要有效地限制君权而已。

封驳制度与北宋中前期政治

宋代封驳制度是在仿效唐代“故事”的基础上建立的,后来又 被宋人奉为“祖宗之法”而加以尊崇.同唐代相比,宋代的封驳制度在封 驳机构、方式、封驳过程以及封驳的限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北 宋中期以后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较大的影响.文章结合具体实例探讨了这 些变化及其与政治运作的关系,分析了封驳职能的发挥在北宋前期、中期 以及唐宋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从“制君安民”到“尊君制民”——汉代民本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悖反

汉代民本思想的价值核心 ,就在于对民生的关注。为实现这一目标 ,汉代思想家力图通过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最高原则 ,在实践中确立“大一统”与“礼”的绝对地位 ,来对君权加以限制。但是 ,由于汉代民本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两重性 ,使得“制君安民”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成为“尊君制民”

浅谈我国历史文化与法律进化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看到了繁多的战乱、朝代的更替、人世的变迁,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改变。当权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由于复杂的历史及政治原因会选择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从而使得这种被选上的文化整体成了控制统治阶级思想的最根本的所在,自然也就从方方面面影响到了一个朝代在立法方面所遵从的原则,也就涉及了当朝当代立法者对民众的态度,社会法治体系的严疏等具体的法律问题。文章从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的几个朝代的主题文化内涵为切入点,结合当朝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探讨我国各阶段的历史文化与法律的进化过程是怎样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明末清初民本思潮探微

从3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的民本思潮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虽然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端,但其认识理论仍存在不足: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只追求君主制下的理想君主原型;所提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制约君主的权力。这些不足表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认识上终究没有跨入"近代"的门槛。

黄宗羲民主法治思想评析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先秦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曾提出过"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的"法治"是以维护君主专制为前提的.法家的"法治"并未跳出"人治"的窠臼.我国最早提出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是明清之际的几位启蒙思想家.其中最突出的是代表人物就是黄宗羲.本文试图结合明清之际的历史背景对黄宗羲的民主法治思想作粗浅的评析,以就教于法律史学界的同行.

日本明治前期的立宪主义思想争鸣

日本明治前期立宪主义思潮逐渐流行之后,面临必须召开国会和制定宪法的政治局势,社会上围绕有关立宪的诸种问题展开了思想争鸣。这些思想争鸣的内容包括立宪主体应当是在全日本至高无上的权威天皇,还是由人民通过选举而构成的议会;当时日本的立宪条件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即人民的教育、智识水平是否已达到立宪要求;立宪应当加速进行或者只能缓慢地逐渐推进;宪法保障人权功能究竟能达到多大程度;宪法限制以君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所能发挥的作用等。此类思想争鸣不仅使近代化的立宪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导致立宪主义思潮更加广泛地在日本流行;而且通过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政治思想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以后包含各种政治利益诉求的明治宪法的制定,乃至对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我国传统时代“德治”“法治”关系的主要方面固然可以被描述为“德法合治”,但“德治”不只是有助于以君权为中心的“法治”,为皇权一官僚体制提供正当性。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德治”仍有其自主性,即便“德治”理想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不能直接限制君权,但“德治”理想经由皇权一官僚体制,所造成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心态却间接地发挥了限权功能。“德治”“法治”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或可成为有助于当代依宪治国的传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