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传重之制与尊尊之义:从宗统与君统看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伦理化

中国传统支配类型之所以呈现出人伦化而非即事化的特点,是由传统支配的内在结构和伦理逻辑造成的。权力来源于“尊”,支配的达成本质上是一种“尊尊”。由“尊尊”之义而有宗法制度内的族权和宗法制度外的政权。权力的继替过程即是尊尊之统的确立过程,具体又分为君统与宗统两个部分。“传重”是权力继替的关键环节,目的就是确立尊尊之统的秩序。宗统继替坚持伦序不紊原则,君统继替体现伦理比附原则。宗统与君统的继替过程,充分体现了权力的伦理化特点。总体而言,由传重之制可见尊尊之义,政治根植于父子伦理,传统中国呈现出政治伦理化特点,是一个“家—政治共同体”。

宗统与君统之间——试论传统社会中个体人格的成长空间

传统社会中,宗族与专制国家间始终存在着离异和矛盾。这是一种权力分配方式,也是形成传统人格的大背景。道、法诸家虽欲从各自立场加以批判或变革,但其主张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儒家对礼进行改造并赋予其新内容,强化了传统人格的精神内涵,但今天,传统人格面临新的挑战。

《礼记》的宗统与君统格局

《礼记》的宗统和君统是一种共谋互动的关系。宗统集团具有自身的情感衰变域值,君统不断实现着对于宗统的限制和阻隔。儒家力求在内缘性的宗统与外缘性的君统之间谋求一种伦理共谋,实现"亲亲"和"尊尊"的无间合作,以完成对社会矛盾的有效控制,实现其德性乌托邦理想。

周代宗法社会的君统与宗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再探讨

《殷周制度论》作为新史学研究周代制度的开山之作,以制度比较的视野对近百年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国维从社会制度来理解政治制度的视角,却造成了对周代政治制度的误解,并导致了此后关于君统、宗统关系的持续争论。本文以概念分析法对王国维提出的概念与命题进行重新梳理,尝试为这一公案提出新的解决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周代宗法制是封建制的统治基础,而封建制则具有超越于宗法制之外的政治统合功能。王国维对周代制度的主动误解,恰恰反映了他在民国政治乱局中所持守的道德与文化立场。

关于西周春秋时代宗统与君统关系的探讨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对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度中的宗统与君统是否结合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和同仁。

再论“宗统”与“君统”--以郑玄笺注为中心的考察

君统与宗统之关系,系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争论颇大。分析东汉学者郑玄对《三礼》及《诗经》的笺注,并结合相关金文资料,证实两周时期天子、诸侯之臣属虽在名义上仍奉天子、诸侯为大宗,维系着"亲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更强调他们在宗法上的分离,突出"尊尊"的政治关系。

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宗统”与“君统”的分与合

本文以汉代为例 ,论述了春秋战国以后“宗统”和“君统”的关系。文章认为 ,春秋战国以后 ,“宗统”和“君统”是一种分与合的关系。所谓“分”指“宗统”和“君统”已形成各自系统 ,独立发展。所谓“合”指分离后的“宗统”和“君统”紧密相联。二者联系的方式可称之为拟宗法化。拟宗法化的主要内容是非血缘的等级关系天——君——臣——民被饰以父子关系。随着拟宗法化的确立 ,“宗统”和“君统”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它的建立 。

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

“继所自出”:“宗统”与“君统”之间的连接

考察为中国千年政制传统奠定制度根基的西周王制,无法回避最为核心的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有"君宗合一"说与"君宗隔断"说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在严格的意义上,君统的主体是诸侯,而宗统的主体是大夫士,君统与宗统分别针对"国"(政治)与"家"(宗法)的构造。君宗合一说极大地混淆了宗法与政治的分别,不可避免地走向以宗法取代政治的后果。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隔断,只是说二者各有其原则,各有其领域,而不是说二者之间彼此没有关系。"继所自出"是宗法中极为重要但在20世纪的宗法研究中却始终被忽视的概念,正是这一概念建立了宗统与君统的关联:无论一个宗法上的系统如何"本支百世",但通过"祭所自出"而追溯其来源,最终根植于君统:卿大夫大宗起源于公子之"别子为祖",而别子其所自出则为先君;同样,诸侯始封君作为"大宗"之祖,其所自出则为君统中的先王。宗统得以作为君统的扩展与延续,得以作为君统的分支而被建构。君、王所在系统之尊,与宗法所在系统之卑,始终是一体两面。由此,尊君或尊王,必然是内在于宗法体系的隐秘指向。如此,"继所自出"所彰显的正是宗法深处隐藏着的政治意识。

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

礼讼是指在宗法制度下 ,因王位继承者的嫡庶、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朝鲜后期频繁发生的礼讼事件 ,与党派斗争交叉纠结 ,对社会政治不断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依据宗法理念和相关史实 ,分析了元宗追崇、己亥服制等礼讼事件在君统。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在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中,关于君统和宗统的关系问题,是争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场争论起源于汉代,是由毛亨和郑玄对于两首《诗》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诗·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郑笺:“宗,尊也。公刘虽去邰来迁,群臣从而君之尊之,犹在邰也。《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

秩序与人情——论兄弟昭穆异同争论背后的礼学原则变迁

父子异昭穆,这是昭穆之制的基础原则。但是,在君王继位出现兄弟相及的情况下,两任君王的昭穆异同在不同的礼学原则下便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宗法制下,由于君统与宗统的独立,君王尽臣诸父昆弟,兄弟相及的两任君王以“臣子一例”的原则当定为异昭穆。此时,君统的原则盖过了血缘关系,使得君王昭穆不单纯以父子论。然而,自汉以来,君统的原则不再成为决定君王昭穆的核心内容,父子之伦压倒了君统原则,昭穆顺序完全由血缘决定,于是兄弟相及则主张同昭穆。昭穆之义逐渐局限于父子之别,这也体现了汉代以来人情孝道的伸张。

从曲沃代翼看春秋时期的“宗君”之别

宗统与君统的合与分一直是学界所讨论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天子诸侯是否在宗法系统之内,更确切地讲是天子、诸侯是否为大宗的问题。主张“宗君合一”说的学者认为天子诸侯在宗法系统之内,而且为大宗;认为宗统与君统有区别的学者则认为天子诸侯不在宗法系统之内。以“宗君合一”说的观点来看,曲沃代翼则是小宗灭大宗。然而在宗法之内,大宗是先祖继续存在的载体,小宗不敢否定大宗,否定大宗就是在否定自己,而作为大宗的天子,在曲沃代翼的过程中也承认了小宗灭大宗的事实。这与小宗事大宗的逻辑相反,并且大宗通过主持祭祀进而成为先祖继续存在的载体,小宗是断然不敢灭大宗的。故春秋时期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并不是大小宗的关系。

中国宗法制度论

宗法制度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本文就中国宗法制度的存在形态、发展阶段和历史作用，社会经济形态和宗法形态的关系．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度的关系，“世系群”和宗族、宗法的关系，宗法文化的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等作了阐述。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连环关系,二次南巡眷顾传教士触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制订与颁布,就中康熙帝眷注传教士和允许传教的态度表露无遗。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考察,众所周知的南巡主要目的之外,康熙帝为了使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有着附加的一个目标——借机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目的达到了,调查研究的施政手段亦运用得很成熟。就康熙帝个人讲,他在对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实行中庸之道的平衡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治理艺术。容教令颁布,宗教纠纷并未完结,地方官的反教事情终康熙之世亦未停止(康熙以后仍在继续)。究其原因,臣民反对外来的天主教是在"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又由于君统与道统分离,君统不能支配道统,至少不能完全支配道统,体现君统的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若与道统不能协调一致,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不能真正贯彻到基层政权的州县。

春秋公族政治述论

春秋时期,公族是指列国出于历代国君的贵族成员,其家族形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时君的家族、公子之宗和别子之宗。按照宗法制规定,时君的家族构成君统,"公子之宗"和"别子之宗"构成宗统,君统以宗统为藩屏,宗统却不可觊觎君位。然而,春秋时期,列国君统内部、君统与宗统之间,无不围绕着权力和财富展开激烈的斗争,并最终使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贵族政治秩序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以新的政治形态取代垂死的宗法贵族政治,成为春秋晚期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略论两晋兄弟相承应否为后议题

两晋帝位多兄终弟及。礼家在对宗统与君统做出自觉区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兄弟相承不相为后的理念从而解决了兄弟同代而成父子的伦理困境。这体现了两晋礼家对周代宗法制度的内在精神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后世帝位传承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婚制、宗法与家族政治摭谈(一)

昭穆制(the right side position in ancestral temple)是古代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穆制应当缘于两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系氏族分宗,班位在两系中轮流变动这一根本原则,其本质在于昭穆之间互通父子,且昭与昭、穆与穆之间属于同族,而昭穆之间分属异族,及至后代,昭穆开始异变,成为合宗收族的一种礼法,开始表现为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务中据核心地位并有别于君统之外的制度。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