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周易程氏传》中《既济》与《未济》卦的君臣关系思想研究

君臣关系是程颐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程颐在《周易程氏传》对易学的诠释之中引入了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关切。本文以《周易程氏传》的《既济》《未济》两卦文本为核心,通过分析程颐如何处理各个爻之间的关系,展现程颐思想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与程颐的政治理想。

论《战国策》中君臣关系的立体书写

目前学界对《战国策》的研究多聚焦于策士这一臣子主体,可君主形象及君臣关系的塑造同样值得重视。细读《战国策》原典文本,其君臣关系可梳理为臣依附君、君保全臣、君肯定臣、君轻贱臣等模式;《战国策》采用拟托、夸饰、活现等超现实叠加手法,立体化塑造了很多鲜活的君臣人物形象。在多元君臣模式和立体化人物塑造中,《战国策》一书中潜隐着明线尊士、暗线尊君的主旨。

汉代君臣的楚辞接受与屈原评论——以君臣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汉代君臣是楚辞由楚地向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帝王的喜好是楚辞兴盛于文坛的重要动因。汉代的王公贵胄和文臣群体都参与了楚辞的传播、结集和经典化过程。对屈原忠君思想的评价以及进退出处问题的讨论,是汉代君臣楚辞接受的重要内容。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立场和政治境遇,汉代君臣对楚辞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与解读,体现了汉人在国家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过程中对君臣关系的思考。汉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批评,成就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

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在"三纲五常"的传统纲常伦理中,"君君臣臣"的忠君伦理占据了中国官民道德的首要位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它在近代中国批判封建奴隶道德时首当其冲,迅速崩塌瓦解。深入分析忠君伦理兴衰的历史轨迹及其背后动因,会发现明清政治儒学中诸如"天子皆人"与"天子一位"论、"君臣义合"与"君臣人合"论、君臣师友论以及"杀一不辜而号为忠臣,君子为之乎"等反君主话语,延续了儒学对现实政治的抗议精神。这些君臣(民)关系新论中所表现出的平等、自由意识和公共理性精神,在理论上为传统忠君伦理向"诚信"、"敬业"等现代职业伦理和政治道德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

君臣之间壅蔽与防壅蔽的较量,集中表现为君臣对信息控制的争夺,体现了皇帝-官僚制时代君臣关系中较为黑暗和紧张的一面。在壅蔽与防壅蔽语境下对君臣关系的论述展现了与"君尊臣卑"或"君臣礼敬"研究取向不同的图景。围绕壅蔽的斗争既发生在国家日常行政层面,也发生在权力争夺与地位分配层面,而且后者或许更加重要。秦汉是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开始定型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君臣关系中的"壅蔽"与"防壅蔽"现象的解析,可能对增进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会有所贡献。

孟子的社会分工说:以君臣关系为例的个案分析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社会分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思想家,孟子的社会分工理论是在对农家学派的辨难中逐步确立的,并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不少合理的价值。本文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把君臣关系纳入到社会分工领域,指出君臣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不同职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不同,并对这种“不同”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性格的演化

秦末山东地区的起事表明,将民间“私性”的伦理关系彻底排斥净尽的官僚制度,极高明但不中庸,根本不可行。汉朝统治者有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遂“通古今之变”,既在整体上沿袭秦帝国的总体政治规模,又吸取周代宗法政治的遗意,在政治实践中尽量将帝国官僚制度的“抽象性”“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民间大量具体的“私性”关系融为一体,较好地处理了帝国时代的政治难题,保证了帝国的统一和施政的效率。

以史为鉴:唐太宗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成功实践

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对抗与合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

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

曹操与谋士的关系,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的一个层面,在魏、蜀、吴三方中表现最为复杂,其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整体可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扭曲形态,但也有前后期的差异。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戒。其演化轨迹是扭曲趋势愈演愈烈,光彩渐失。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还有人性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制约下,曹操与谋士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官员考察与君臣关系——以明代京察自陈疏为中心的探讨

按明制,每六年对南、北两京文官进行一次全体考察,谓之"京察"。在京察中,为体现对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优待而赋予他们自陈求去的特权。以京察自陈制度运行中的重要文本京察自陈疏为研究载体,通过对自陈疏特点、书写方式以及上呈下达过程的研究,能够呈现出该制度的动态运作流程。从对明代京官考察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的探析中,可以看出明代京察自陈制度虽未较好实现裁汰不职官员的初衷,但作为信息沟通渠道在维系君臣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该制度得以在明、清两朝稳定运作数百年的关键所在。

春秋晋国君臣关系略论

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家臣结成了不同等级的君臣关系。卿大夫、家臣皆有条件地效忠于各自的君主,体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在国君、卿大夫加强自身权力的过程中,君主权威日趋强化,这就为战国时代确立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

唐代的社会政治体制较之前代更加完备 ,其君臣关系也更具有典范性 ,这是经过唐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中介 ,艺术化地升华为唐人小说中鲜活生动的君臣关系理想图景。这主要由三个层面建构而成 :从理想国度层面虚构的“杂于千官”的最高境界 ;从社会政治层面着眼的君明臣良的理想范型 ;从道德与人性层面观照的君宽臣安的良性形态。这是唐人小说丰厚文化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董仲舒与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新范式的确立

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新格局,由此带来的君臣关系新变化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君臣地位问题上,董仲舒既继承传统儒学"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又主张天人感应下的君主"强勉行道"以维护天命不改,他还进一步把君臣关系本身作为一个永恒性原则确定下来。在君臣之间的相互对待关系上,董仲舒的观点折中于差异与等级之间。在君道、臣道问题上,董仲舒立足儒学又吸收法家、黄老之学的思想营养,提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政治统治方式。

从古代君臣关系立法看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封建制法律在处理君臣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全面规定职官行为 ,明确职官义务 ,及时调整官制 ,使官无常制 ,职无常守 ,密察各方 ,建立起全面系统的监察体系。但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来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 ,只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没有废除 ,堵塞君臣关系之间矛盾纠纷而产生的漏洞的方法是不可能奏效的。这种法只会进一步加深君主的心理隐患 ,促成整个国家的立法指导思想为 :防范重于建设 ,镇压重于调整 ,使法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