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元末士大夫的夷夏观与君臣大义

从元末士大夫的反应能够看出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弹性和君臣大义是如何转换的,即:元朝统一已久,君臣大义已定。虽然元末士大夫的反应使我们看到:君臣大义压倒夷夏之辨;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宋末、明末,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夷夏之辨占了上风。这种转换,是由于时间的流逝、思想的惯性和政治角色的固定所致。元末士大夫对君臣大义的坚守,总体上超越了夷夏之辨这一族群意识。虽然夷夏之辨有时也会成为重要的信念,但是,在元代初年,同样有坚决不仕元的汉族遗民,在明代也有更多不仕清的明代遗民。这不是不可理解的矛盾,而是历史的合理反映,它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原则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的特点,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既能保持自我存在、又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

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

明初的汉族元遗民

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本文通过勾稽诗文集中的零散史料,归纳北投元廷、遁迹僧道、力绝征辟、拒奉明廷正朔等几种汉族元遗民常见的行为方式,以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样貌。元遗民的广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整肃民间礼俗等,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

李光地读楚辞

李光地读楚辞著作二种:《离骚经注》和《九歌注》。李光地读楚辞,对《离骚》的结构分析有所创见;对《离骚》文义的阐发比较圆通,间或还有些精辟的见解。如,将《离骚》的结构分为两大部分、女嬃之言的起止,都体现了自己的见解。其读楚辞的另一特点,是总以君臣大义来看待《离骚》《九歌》,并且将《九歌》看成是《离骚》的附录,将《离骚》《九歌》视为一个整体。再者,李光地解读《离骚》《九歌》,方法是依经立义;又将《国殇》《礼魂》从《九歌》中删去,反映出李光地解读楚辞的局限。

“忠”之精神探源

“忠”之观念对中国人一直有着重大影响。在“忠”之观念产生之初,并无那种单方面的把“忠”等同于封建时代臣子们对“君主”完全效命的“愚忠”思想因素,而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广泛的概念。

韩愈尊孟与孟学的复兴

关于孟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中唐之前是"孟荀"并称,但唐初已经有尊孟的倾向。韩愈尊孟,代表唐中后期士人尊孟的学术动向与社会需求,他大力推崇孟子思想,认为孟子是传承孔子思想的"醇乎醇者",是孔子之后道统的正宗继承人。韩愈从排斥佛教、建构儒家道统、性情说、君臣大义等方面继承和发展孟子思想,不仅复兴孟学以及儒学,同时提升了孟子的地位,直至孟子被尊奉为"亚圣"。

宇文虚中诗中的人生价值取向及其死因索评

宇文虚中是使金被留宋人中官衔最高的政治家,其诗中宣示的人生价值取向,从共时看是层次复杂、多维相斥的;从历时看是轻重有变、有机统一的,可归结为由忠君忠国到只为生民及由夏夷之防到用夏变夷。由此可知其死于谋反南归说实诬,应与其只为生民、用夏变夷之素志有内在联系的屡次劝阻金朝南征涉嫌通宋有关。以诗证史,可以认为虚中是为志而仕、为志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