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苏轼君臣观的演进与超越

苏轼一生追求独立个性独立精神,伴随其坎坷人生,苏轼君臣观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在仁宗朝和神宗熙丰年间,以直言敢谏为忠;在仕途受挫时思考用舍行藏;及至再贬岭海,进一步思考"多情"与"无情"、"墙里"与"墙外"的关系;思考"君命"与"臣节"、"新恩"与"旧学"的关系,进而认为君命可能有治乱,臣子应该有从违。其君臣观在独立思考中完成了时代的超越。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观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杜甫君臣观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管子》和《韩非子》君臣观比较

《管子》和《韩非子》君臣观念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均主张君臣要明别、有分。其不同表现在《管子》同时主张君臣之间应该讲诚信,认为和谐是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所以它在要求臣忠君的同时,主张君要以仁义待臣。而《韩非子》则认为君臣之间利益相反,没有感情可言,彼此仅是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产生原因首先在于《管子》和《韩非子》中不同的“道”论,其次在于受齐文化和晋文化中固有君臣观念的影响。

《管子》的君臣观初探

《管子》的君臣观初探裴传永孙希国《管子》一书，内容广博，思想深刻精到，但由于其具体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悬而不决，致使关于《管子》思想的研究迟迟不能得到深入、系统的开展，使《管子》的许多创见迟迟不能得到合理、准确的历史定位，此诚为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大...

论荀悦的君臣观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不堪,政治上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军阀混战,君臣无实。国家日益走入困境,大厦将倾。在上下迷茫之际,荀悦积极参与政治,拯救社会大厦即倾之势,在儒家"正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的君臣观,要求君主和大臣在自己的"位"置上积极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同心同德,并辅之以制度考核,为成就"王治"之世找到了一条哲学依据。

《管子》的君臣观与忠德观

管子学派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以其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注而成为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思想重镇。汇集管子学派思想的《管子》一书,顺应了姬周末期社会转型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吁求。针对君臣关系的变化和忠德观念的发展,《管子》系统论证了“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其继承了春秋时期忠德的泛主体和双向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隆显了君权,强化了臣子忠君的道德义务。从思想渊源和社会影响看,《管子》不仅继承了管仲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而且吸纳了儒、墨、道、法诸家思想,并对其后各派学说乃至秦汉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黄石公三略》的君臣观

在《黄石公三略》所提倡的君臣关系中,君占据着主导,掌握着臣的生杀大权,臣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不能冒犯君主的权威。《黄石公三略》既把臣看作君治理国家的重要辅佐,提倡君主要竭力选贤任能,同时又把臣放到了君的对立面,认为君主要尽力控制、监督甚至打击那些把持政权或手握重兵的重臣。《黄石公三略》的君臣观是博采兼容众家思想而形成的。

《左传》与《论语》君臣观之比较

《左传》的思想，究竟乃是非颇缪于圣人，还是好恶与圣人同？本文从《左传》、《论语》中所集中体现的君臣观入手，比照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二者价值观异同。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从先秦-唐时期君臣观论“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关于它的争论由来已久,莫衷一是。针对这种情况,在对《黄帝内经》和前人研究成果学习的基础上,从先秦-唐时期君臣观的角度探讨了“凡十一脏取决于胆”的相关问题,从而更有效地表明了“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从先秦-唐时期君臣观这一追本溯源的角度论,“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是合理的论断;唐代王冰对“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的注解也是合理的解释。希望此文可以为临床医生和中医学子学习和应用《黄帝内经》提供些许帮助。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

千百年来,杜甫一直被历代封建文人推为“一饭不忘君恩” (苏轼语)的楷模,这就在现代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杜甫对封建君王的抗争精神不如李白那么强烈。通读了杜诗全集之后,我觉得杜甫对君臣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如果说李白是以他笑傲王侯、戏谑万乘的狂气体现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精神的话,那么杜甫则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动乱不息的社会现实中经过反复深沉的思索看清了封建君臣之间的不合理关系。

孔子的君臣观

一、孔子的君臣观继承,发扬了自古以来的民主传统为搞清孔子君臣观的本来面目,有必要略述一下君的产生和发展。传说中的尧舜实际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是由部落联盟会议选举产生的,没有特权,是名副其实的公仆。夏禹传子,标志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这就是后世意义上的君。这时的君虽然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和国家的象征,负有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责任,但他却更多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传说中的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与之相适应,思想家创造了天命观的意识形态。这种天命观认为,宇宙间的万物,包括人,都是天地创造的。所以万物以天地为父母.这个乾父坤母对万物之灵的人特别关怀,为帮助万民,立他的长子为君为师,来治理。

程颐君臣观的治道意涵

程颐君臣观有三层意涵:在君臣关系形成方式上,程颐强调君臣双方的"至诚感应";在君臣关系结构上,程颐强调"理一分殊"式的"一体";在具体治理原则上,程颐强调"推诚共治",以"议论"作为共治的形式原则,以诚作为共治的道德基础,而且强调臣在治理活动中有主动而为和无所不为的权利和义务。

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

吉田松阴是幕末著名的阳明学家,他分别中日国体不同,把孟子君臣观限制在中国,倡导"皇国史观"的国体论,但他依然吸收了孟子君臣观的思想因素。在面对藩主、将军和天皇三个效忠对象时,松阴强调对藩主和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对将军的忠,更多的是出于民生和维持国内安定的考虑,假若幕府无法行使自己的责任,孟子所说的"汤武放伐"即可发挥理论作用。而且松阴认为所谓"性善"即"得五伦五常而不失于外",将忠孝仁义统归于"忠",以"忠"来解释"性善",赋予"忠"以普遍性和绝对性,改变了孟子性善论的内核,为其君臣观打下了人性论的理论根基。

晏子君臣观浅论

对《晏子春秋》中大量的对问材料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晏子对君臣之道的看法,既反映了前代和当代思想家们对他的世界观的影响,又影响了后世大批学者的观点。晏子生当周室衰微的春秋末期,他的君臣观既受周代礼法的影响,又有个人独特的创见,表现了晏子顺应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入世思想。

《礼记》待放、去国礼考——兼论先秦儒家君臣观

待放、去国之礼最早出现在《礼记正义》中,意为大夫、士三谏国君不从而待放,听君命留国或去国。在离国时,要进行为期三个月以丧礼自处的包括服饰、饮食和生活上的礼节。大夫离国后,是否为旧君反服则根据旧君有无存其爵禄为准。待放、去国之礼体现了先秦儒家基于儒士身份的君臣观——以道结合,双向对等与约束的关系。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的君臣观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抒发了自己在君臣方面的一系列思想。首先,他认为德行是君主得以产生的因素,也是君主统治连续延绵的的保证,阐释了不修德行所出现的消极影响,同时主张君主应该选用贤臣、辨明忠邪。其次,他阐述了臣子所应具有的忠君爱国品节和高尚的人格操守,并对奸佞之臣进行了批判。最后,他表达了关于得君行道的理想君臣模式。君臣观是朱熹《楚辞集注》中的重要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