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

唐太宗的昭陵祭坛(在九华山北麓)内,原有十四国君长石像(图一),在前人的著录中,记其官职、姓名者颇多错误。石像皆在早年被打破,残块也早已埋入土中。题名像座有的被改作碑座,有的被移动了位置。

炎黄为二头君长不属同辈

据古文献考知炎帝比黄帝高一辈,时为二头君长制,炎帝主政,黄帝掌军,炎帝年老即当让位,旧称禅让;但出现异常情况。后来黄帝利用武力集大权于一身,达到大一统。

大一統思維源于大禹治水——兼論禹爲軍事君長

據上古'二頭君長制'知,舜時禹負責軍事,故全域治水得以以武力爲後盾,統一政令,統一指揮,使治水順利成功。《禹貢》述禹劃分九州,以自然地理爲界線,邊遠地區劃分五服,體現了大一統思維,產生深遠影響。

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

2002年7月至12月与2003年6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昭陵博物馆的大力协助下,对位于礼泉县境内的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全面的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唐代及明清时期的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出土和发现了诸多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等石质文物30余件,解决了千余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

廪君神话的巫术内涵

土家族“廪君神话”故事流传颇广,但关于这个神话的巫术内涵,似尚无人涉猎。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了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

加味四君固本汤对恶性肿瘤患者血液流变性和甲襞微循环的影响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血液流变性、甲襞微循环的改变及加味四君固本汤对其的影响。方法:选择恶性肿瘤患者56例,口服加味四君固本汤治疗,以观察治疗前后血液流变性和甲襞微循环的变化。结果:患者全血液黏度、红细胞电泳及血小板聚集率均显著高于正常人(P<0.01),红细胞比容显著低于正常人(P<0.05,P<0.01),而血浆黏度及血沉无明显变化,经加味四君固本汤治疗后血液流变学各项异常指标均有不同改善(P<0.05,P<0.01);恶性肿瘤患者存在明显的微循环改变,主要表现在毛细血管管径缩小,管袢形态异常,袢周出血,经加味四君固本汤治疗后,管袢晰度变清,血流速度加快,红细胞聚集性减小,加权积分法示治疗前后微循环有显著性改变(P<0.05,P<0.01)。结论:血液流变性及甲襞微循环的改变是静脉注射恶性肿瘤患者的重要病理特征,加味四君固本汤对恶性肿瘤患者血瘀障碍可能有改善作用。

撒旦君,“重口”的纯良少年

都说撒旦君长得像房祖名。撒旦君是谁?诸位可能看过最近人气特别旺的"华夏异事录",撒旦君就是其作者。撒旦君似乎对传统妖怪文化有种偏爱,他曾画过《聊斋志异》中的《犬奸》、取材自《警世通言》的《湿坟》。这些颇有些"重口"的选题难免让人有点惴惴:作者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待见到撒旦君本人,温良无害的长相和热情开朗的谈吐倒是令人意外了一把。撒旦君对于古典文化和社会现状抱有一种情怀。拿"华夏异事录"来说吧,"六臂油蛛"、"桌底饕餮"、"筷中蝇猴"、"丢豕"……

西南的代理人与王朝秩序的展开

传统时期,在西南辽阔地域中繁衍生息着两大类非汉人群,一类有某种政权形式,存在较大聚落与君长统治,一类则“毋君长”,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当中央王朝在西南建立统治秩序时,在难以用内地“编户齐民”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寻找恰当的代理人就成为关键。在有君长地区,代理人比较容易确定,君长传统在总体上助推了王朝秩序的落地。在无君长地区,王朝或放弃直接治理的企图,扶植起代理人并壮大其权势,但在无君长传统的清代黔东南苗疆,王朝欲仿内地而治理,这一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结果产生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土弁制度。

纳西族形成的多元论

作者在归纳总结学术界探讨纳西族族源和形成的众多观点的基础上,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献学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纳西族是与南下的古羌人联系密切的夷人族系——旄牛夷、白狼夷的主要成员,其先民是莋都夷,可能还吸收了以丽江人为代表的土著成员。纳西族大约形成于汉晋至唐朝阶段,活动范围在今川西至木里一带。

《教育经典》与彝族的古代教育

本文以介绍罕见的彝族古代《教育经典》为线索,考证和探索彝族古代的教育活动并对其教育内容进行分类分析评价;同时对《教育经典》本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评价。

韩城市汉墓出土闾氏朱书陶瓶考释

1981年4月5日,在陕西省韩城市北关姚庄坡下晨钟村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件引人注目的镇墓陶瓶。 陶瓶为泥质灰陶,通体素面,保存完好,肩部略鼓,平底,通高34、最大腹径24,底径10.4,口径7.2厘米。腹部丹书文字14行,前12行每行6字,最后两行分别为4字和1字,全文共78字(见图)。文字大部分清楚,个别因年代久远剥蚀严重,漫漶不可辨认。原器现藏陕西省韩城市博物馆。现录释如下: 黄帝使者,谨为 闾□□之家。移 殃去欲。□□子 里,移咎去油泵泱,更 山也乡,殃咎雄 雌,皆比□亡。重 复之鬼,不徐自 死。五(?)□□,不 徐自去。□□□ □□自留□□□ 百鬼何不疾行, 天帝神药压镇, 若急如律 令!

西汉越族官印试释

在传世的古玺印中,有少数几方越族官印,据笔者所知,见于著录的有“越贸阳君”、“越青邑君”、“越归汉蜻蛉长”、“新越余坛君”、“渐越三阳君印”、“南越中大大”六方(见图)这些官印,由于都是传世品,在年代的断定上,缺乏考古学上的资料可供我们分析,不过,从各印本身的形制、钮式、字体风格的特点以及印文内容的考察,也可推断其所属的年代,各印为方形,钮式为瓦钮或鱼钮,与传世和出土的汉官印相同,其中的鱼钮则是只见于西汉前期官印的钮式,印文字体笔划圆转,结体方中带圆,为西汉官印印文常见的风格.一些印文中所署的“新”宇,系指新莽的国号;“南越”则是南越王国的国号,根据以上所列的这些特点。

关于东瓯的建都与内迁

东瓯王国(公元前192～公元前138年),原名东海王国,因建都东瓯,故以东瓯称之。《史记·东越列传》对东瓯的建国与内迁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且此事又为太史公所耳闻目睹,记述应该说是可信的。本文拟就东瓯建都与内迁问题,作点粗浅的探讨。不对的请史学家同志指正。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

彝族《教育经典》介绍

彝族历史文献《教育经典》(以下简称《教经》)是古代彝族人用于维系彝族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伦常关系的一本伦理道德教育书,也是今见彝文古籍中可供研究彝族古代社会教育的唯一有价值的教育典籍。现就这本书所反映的有关彝族古代社会的教育内容、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述之于下: 从《教经》全书的内容看。

从赫哲族的“塔克吐”和鄂伦春族的“奥伦”看肃慎的“夏则巢居”

《晋书·四夷传》谈到肃慎氏时:“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此一段中,“冬则穴处”不难理解,然而“夏则巢居”则有些费解。既然当时肃慎氏已“父子世为君长”,说明当时肃慎人已处于氏族社会的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社会各方面均已有相当的发展,所谓的“夏则巢居”,当然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到了夏季则在树上筑巢而居”。如何正确理解“夏则巢居”,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众所周知,肃慎人是赫哲族的先民。那么今日的赫哲族中是否有“巢居”的遗迹?

蓝色妖姬——张爰玲

初识张爱玲,缘于她那句尖酸刻薄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读到这句话时,我当即愣住,就好像在暮春的田野上突起大火,看到的不是芳草萋萋,而是火焰过处的枯落。那是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美,正如她笔下的一个个小人物,以及她自己。 她说过,每个男子一生中都应该有两个女人,一朵红玫瑰,一朵白玫瑰。

《彝族诗文论》哲学社会思想浅析

近读贵州民间文学工作者发现并汉译出版的《彝族诗文论》一书,不由使人感到这又是一本杰出的少数民族理论著作,它对今人深入理解研究古代彝族的社会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彝族诗文论》约撰写于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此诗论首先是关于诗歌的文艺理论著作,涉及到诗歌创作的原理、方法、音韵、格律等问题,同时此诗论又是包含着古代彝族的哲学、历史、道德等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著述,本文拟就这一方面作一初步评析,以期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