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与吟咏者——论历史演义与咏史诗

明代历史演义中的诗词大部分是咏史诗,这些咏史诗绝大多数是七言绝句。本文主要以《新列国志》为对象来研究这一现象。从内容上说,这些七绝大部分都是议论性质的咏史诗。从作者来看,历史演义中咏史诗的署名有时是不可靠的,这尤其以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为甚。文章从我国古代悠久而发达的咏史诗传统和历史类童蒙读物的普及两个方面解释明代历史演义中出现大量咏史诗以及多用七绝咏史的原因。

孤独的吟咏者——读《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从题材上看，占绝大多数的是游子思妇诗。思妇伤怀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相当传统的主题。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当爱情、婚姻受到威胁时，作为她们社会存在的唯一价值便有可能完全丧失。所以爱情、婚姻悲剧在女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感人。

吟咏情性的宗旨与变风变雅的传统

《毛诗·大序》在其整体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吟咏情性”之说,用来解释变风变雅。《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上。虽然历代王朝雅颂继承《诗经》的雅颂传统,诗人们也提倡正风正雅,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史的主流为变风变雅。汉魏晋文人诗是在王道变衰、风衰俗怨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所以虽然汉魏诗以言志为本,但其创作的性质实为变风变雅。东晋至南朝,吟咏情性之说流行,但发展至齐梁的绮靡之风,实是失去了吟咏情性的宗旨。唐代诗学回归《毛诗·大序》的纲领,以别裁风雅正变为基本的诗学思想,唐诗创作的主体在于变风。情性说在宋代与义理相融,上升为一种诗歌本体之论,宋诗的主体,具有变雅的性质。整个中国诗史,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即王朝初期以雅颂、雅正为主,但此期一代诗风并未形成;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

“吟咏情性”与清初性情诗学的批评转向

性情是中国诗学的元理论概念,来源于汉儒《诗大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诗教新阐说,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标准来规范王道熄灭时在下一级的个体诗学变风变雅之作。性情作为专指术语遂蕴含情与礼义的双重意蕴,主张“以性节情”,情志一体,由此秉具了超越“言志说”“缘情说”两大理论之上的诗之“道”内涵,此后影响着诗学展开上诸多枝杈概念的衍生,并于清初迎来批评的新转向,遂对唐宋诗之争、诗学正变观、“诗人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区分等批评史上重大纷争最终作出了理论总结与价值评断。在中国诗学批评史的阐释语境中审视中国诗学抒情传统,亦即性情理论的千年衍变、阐释史。

诗情画意入境,诵读吟咏悟情——《涉江采芙蓉》教学三部曲

诗情画意指诗歌的内容大意、优美诗境及诗心诗情,朗读、诵读和吟咏是学习古诗词的三部曲。即朗读感知,读懂诗意;诵读品味,读出诗情;吟咏感悟,读透诗心。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涉江采芙蓉》意境优美、情感曲折,朗读、诵读和吟咏既可以还原朴素语言背后鲜活生动、诗情画意的场景,又可以在浅吟低唱中传达隽永的情感和优秀文化;践行以朗读通意入境、以诵读悟情传情、以吟咏表情达意的教学唤醒三部曲,达成明意、入境、悟情的学习目标。

资源整合 交替吟咏 融情想象——以《示儿》《题临安邸》古诗整合教学为例

古诗词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编语文教材中的部分古诗具有内容上相近、情感上相通的特点,教师可以对此类古诗进行整合教学。通过资源整合、交替吟咏、融情想象等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体悟古诗的情味和意蕴,感受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强烈的爱国情怀。

“吟咏情性”与南朝文人的“读者”经验

南朝诗学中的“吟咏情性”说除了指摇动人心的世俗之情和文人的天赋秉性之外,还有明确的审美追求。在南朝诗论中“情性”可以具体分为“感时”和“感事”两类。感时指对日常生活中四时美景进行玩赏时所引发的审美性精神愉悦。感事实际上是在模拟和总结前代诗歌文本中题材和情感类型的基础上,对摇动人心的文本审美体验的追求。感时的审美性质既来源于东晋以来的自然与才性的观念,又来自宋至梁文士生活和创作的实践。感事则不仅来自文士的自身人生体验,更与南朝文人作为“读者”对前代文本的自觉阅读和对五言诗史的建构关联密切。

《圣经》诗歌音韵化英汉双语吟咏谈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接近上帝的,一种是诗,一种是音乐。’在我看来,被称之为无声的音乐和凝固的诗的绘画与雕塑,同样是接近上帝的东西。它们是上帝赋予艺术家灵感形象化的体现、美与艺术的结晶。我喜爱诗歌,我喜爱音乐,我喜爱美好的东西。在它们最深刻意义上的美中,我感到了上帝的存在。”

从闺内吟咏到闺外结社——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突围之路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受封建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桎梏,其追求自由突围之路颇显独特。闺内夫妻之间诗词吟咏,稍有违礼即受到封建文学批评家的严厉声斥。明清之际,随着经济发达,江南文人望族日增,女性文人增多,她们开始在家族内部进行酬唱应和,向封建统治者发出信号强烈的挑战之声。随后,女性文人走出闾巷里中,结伴组社,甚至跨地域组建文学社团,其视野亦由以往之闺中而转向广阔社会,从而实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追求自由、抒写真情的突围之路。

唐宋诗词名花的人格化吟咏模式及其审美意蕴

咏花诗词作为咏物诗词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历代诗词中蔚为大宗,在唐宋时达臻巅峰。名花意象丰富精深的内涵和审美意蕴亦于此时达到了顶点,这与唐宋之际著名的文人墨客的大力歌咏与推崇是分不开的。他们在继承前代咏花的基础之上将其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格化的内涵,生发出寄寓身世、标举人格、悦君求名、壮怀抒志四种歌咏模式,对咏花诗词的发展与创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审美意蕴在此之上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唐宋名人以其神来之笔写尽了名花的美态、风骨与品格,使名花形神更加深入人心,积淀成为更加厚重而别具韵味的中国传统意象代代相传。

论电视剧《闯关东》的叙事学特征及其文化吟咏功能

从清朝咸丰十年（1860）首开关禁至民国期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山东人为主体的“闯关东”现象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壮举，不但在当时就已经是被中国北方民众所广泛接受的社会习俗，而且在上溯和下延的三百多年时间中，“闯关东”现象也逐渐演变成为整个华夏子孙国族变迁和文化融合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吟咏的节奏

吟咏是我国诵读古典诗歌的传统方式,但学术界对吟咏时是否有节奏一直争论不休。本文认为,诗歌自它产生那天起,就有鲜明的节奏,诗歌的吟咏自然也有鲜明的节奏。文章围绕着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诗歌的节奏,诗歌的节奏与吟咏诗歌的节奏是否相同,吟咏诗歌时如何把握节奏等问题展开论述,旨在探讨传统吟咏的本来面貌。

王佐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兼谈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

王佐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代名贤,但后世对其研究却十分薄弱。我们需要在对其作品做具体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放在整个海南文化、文学史上,与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才能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王佐有关唐宋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代表着其咏史诗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南士人的某种心态。《海外四逐客四首》最具感染力;《读宋史》《崖州裴氏盛德堂》则是通过历史著作和历史遗迹的感发,扩大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表现其"宋史情结";对李德裕的态度有别于"四名臣";对苏轼虽持有异议,但诗中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片景仰之情;卢多逊、丁谓则成了其笔下的反面角色。他擅长于将人物放在政治大事中进行歌咏,将人的命运与政治得失紧密结合起来做出深沉思考。

论宋代吟咏书院诗——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

北宋初文人吟咏华林书院诗,是对朝廷通过旌表华林书院恢复重建孝悌友爱的儒家伦理道德秩序意图的宣扬呼应。这些吟咏诗作,在宋代的家族、书院、政治和文学研究诸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南宋吟咏武夷精舍诗,是理学宗师朱熹和理学同道对武夷精舍的吟颂宣传。两宋书院诗都展示了书院的基本面貌和功能,也呈现出各自的时代性特征。关注点和吟咏者身份的不同,亦带来两宋书院诗的差异。

才绝与痴绝:晋人吟咏艺术发微

吟咏作为一种口头的诗学艺术,也从一个方面呈现了晋人的文采风流。以永嘉末年北方士人南渡为节点,晋人吟诗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以"洛生咏"为核心的北音吟咏,后期则是"洛生咏"南下,与南音之吟咏并存,各放异彩。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南方土著世族在文化上的碰触、交流与融合在吟咏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洛生咏"已经绝响的时代,"洛生咏"作为晋人的口头诗学符号,已经凝结为一个美好的诗学典故,彰显着一种簪缨世家的贵族气质,成为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意生活的象征,一种旷达情怀的个体呈现方式。赏音、吟咏和作文,乃怡情养性、抒发情怀和表达心志的三种方式,它们是为艺术审美之主体服务的。

李白反复吟咏谢安的原因探析

李白在诗作中反复吟咏谢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谢安那种保苍生、安社稷的功业是李白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他渴望建立谢安那样的丰功伟绩;李白遇到挫折时总是用谢安来安慰自己,谢安东山再起、功成名就的际遇一直激励着他;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理想,他仰慕谢安隐居东山,功成名就之后归隐山林是他的夙愿;李白时时处处都保持着一种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谢安居东山时的风流放旷、为官期间的声色享乐等都是李白非常羡慕的。

感物吟咏与时空悲叹——试论古诗十九首的行旅诗

从诗类角度考察,古诗十九首多有对行旅生活的描写。行旅生活的诗歌内容,决定了作品对自然风物以及时间与空间的体验与感受。自然风物无不引发诗人对生命的感悟,而时空意识又表现了诗人们的生命困顿以及对生命短暂的慨叹。

声得盐梅,寄在吟咏:《文心雕龙·声律》篇探析

《声律》篇之重点是谈声律的和谐问题。刘勰重视求"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写诗文求"和"难于弹琴。二是异音相从之"和"难于同声相应之"韵"。三是"翻回取均"之"和"不及"宫商大和",求"大和"更不易。"声得盐梅"与"寄在吟咏"是刘勰声律大纲的关键之所在。刘勰借"盐梅"论声律,意思是声律调配犹如盐梅相得,既不偏咸,又不偏酸,而是把咸与酸调和得恰到好处,符合"和律"。中正平和("中和之响")是"声得盐梅"的喻指内涵。刘勰全面、具体探讨了写作中的"吟咏":一是指吟咏情志。二是指以吟咏助构思。三是指吟咏声调("寄在吟咏")。四是指吟咏前修诗文。"吟咏"说中的"吟咏声调"("寄在吟咏")尤为值得重视。刘勰在讲到声律时,主要借用乐调、乐律、乐器来阐释:一是以乐调之宫商喻诗文声调抑扬。二是以律吕之黄钟喻诗文声律雅正。三是以乐器之硁、瑟等喻诗文声韵和谐。《声律》篇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当今汉语写作存在"粗鄙化""恶性西化"等种种不良现象,正末归本、提升汉语写作审美品位已刻不容缓。刘勰在《声律》篇中提出重和谐、尚吟咏、崇雅正的观点,无疑可为今天的汉语写作指点迷津。

建构中国新诗叙事学的逻辑架构和诗学谱系——评杨四平新著《中国新诗叙事学》

新诗是在对古典诗歌的质询下产生的。“情采”向来被视为古典文论的核心,在“为情而造文”的传统下,古典诗论中诗歌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以抒发感情、表达个性为主。陆机《文赋》曾言“诗缘情而绮靡”,钟嵘也将“情”与“事”一较高下——“至乎吟咏情性,亦和贵于用事”?走过盛唐高峰,古诗越发走向“美而无用”——缺乏表达当下经验的能力,“闲愁别绪”也难与市民日常生活体验产生共鸣。于是在社会、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合力之下,新诗诞生了。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