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与新文学史的“权力”省思——以《吟边燕语·序》为中心

林纾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小说一直是新文学史上的“定论”,直到日本当代学者樽本照雄考证出林译《雷差得纪》等几部历史剧故事的英文原本,才使真相水落石出,昔日“定论”变为“冤案”。“冤案”起点为《吟边燕语·序》,它虽以“笔记”“莎诗之记事”明示底本文体,但在民初新旧文学论战的紧张气氛中,这些关键线索受到忽视,该序包含的学术信息没能得到完全释放,它因此成为一篇未被充分解读的文献。林译莎士比亚“冤案”事件,再次表明新史料在文学研究及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启发研究者省思新文学史的“权力”和需要面对的“重写”挑战。而对“旧文学”研究来说,尤其需要在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弥补新文学话语一直以来单方面叙述的不足,进而完成对“旧文学”的充分解读。

《吟边燕语》:莎剧汉译史中的“影子经典”

《吟边燕语》是著名翻译家林纾的代表性译作,也是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早的相关译本之一,对莎剧的中国化产生了关键作用。但在其出版数十年之后,《吟边燕语》的影响却消退殆尽,逐渐淡出读者和学者的视野,未能确立经典译本的地位。借鉴比较文学理论家达姆罗什“影子经典”的相关概念对《吟边燕语》的经典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众多行动者和历史语境共同参与了其经典地位的建构,但由于翻译场域内规范的变化以及相应优质新译本的出现,《吟边燕语》的经典化进程中断,最终沦为莎剧汉译史中的一部“影子经典”。这给中国文学外译事业带来一定启示。

以《吟边燕语》为例探究林译之“讹”

以《吟边燕语》为例,点出林纾"讹"译若干实例,并从伦理文化、叙述技法、情感表达等方面分析林纾翻译的干预策略,在译书与著书的辨析中剖析林译特点及林纾的思想,认为林纾在翻译中渗入自己的理想和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主要是迎合市场和读者,应和政治,并传达一种新秩序的构想和新文化的移植。

译本解读:《吟边燕语》的个案研究

《吟边燕语》作为林纾重要的翻译作品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居功至伟。从历史的描写角度考察这个译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赞助人)、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状况等内外部因素对它的产生和传播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对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翻译文本、文本信息等方面的选择,而且译本作为原作"生命的延续"在目的语社会的影响和反响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

“本土化”与“商业化”的近代莎剧--林译《吟边燕语》

《吟边燕语》是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作,其原作是查尔斯•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的商业成功,大力推动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近代中国莎剧的翻译提供了研究案例。结合当时的出版情况,《吟边燕语》能成为莎士比亚在中国早期最成功的译作,主要得益于文本中“本土化”与“商业化”的翻译策略。林纾采用相对灵活的文言翻译,将传统的“礼”“孝”观念置入译作中,并通过“潜文本”和传统叙事的加入,使莎士比亚戏剧在近代中国获得文化接受与商业成功。

《吟边燕语》文体之辨与《聊斋志异》

20世纪初,中西文化壁垒尚不曾被打破。处于转折期的晚清译者如何理解原文的文体,如何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选择相对应的文体,实则体现文化沟通的初始状态。1904年出版的翻译作品《吟边燕语》与其原文《莎士比亚故事集》存在巨大的文体差异。林纾和魏易通过模仿《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的文体特征,以“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方式翻译《莎士比亚故事集》。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既学习前人的文体实践,从中汲取养分;也形成自己的文体主张,以传奇志怪为阵地,排斥白话文体的介入,力守文言小说的纯粹。借此个案管窥传奇志怪体在晚清翻译文学中的应用与发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的文学体式在面对外来诗学冲击时,不仅没有如摧枯拉朽般一碰即灭,反而一度借力于翻译,通过自我革新,焕发新生。

商务印书馆版《吟边燕语》的文化意义——再论林纾的莎士比亚观

林纾、魏易译《吟边燕语》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书籍,是"说部丛书"的一部。《吟边燕语》是兰姆姊弟《莎士比亚故事集》的全本翻译,曾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实际上是通过《吟边燕语》第一次了解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具体内容。《吟边燕语》对中国的莎士比亚演出史也有很大影响。当然,《吟边燕语》有很大问题:写明"莎士比著",却没提兰姆的名字。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而是跟林纾的莎士比亚观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吟边燕语》序文,研究林纾的莎士比亚观,并重新探讨《吟边燕语》的文化意义。

林译《吟边燕语》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读者获取原作的写作背景和历史背景,揭示文本不能体现的内容,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吟边燕语》作为早期莎剧进人中国最重要的译著之一,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借杰拉德·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理论,通过对林译《吟边燕语》副文本的分析解读林纤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动机。

改写理论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译作数量之多,后人罕有匹敌。然林译小说在为人称赞的同时,却也时常因其大量漏译、误译、删节与改写而为人所诟病。该文拟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译《吟边燕语》,从而得出林译小说中的有些"讹误"与"超胜"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原因,而并非总是林纾的疏忽大意。

《吟边燕语》并非文明戏莎剧的唯一蓝本——清末民初莎士比亚中文译介与舞台演出关系新论

在《吟边燕语》与文明戏莎剧改编的关系中,至少还要考虑到两种因素的影响:莎士比亚英文读本和舞台上的英文莎剧。在文明戏莎剧产生之前,英文莎剧已经在上海舞台以多种形式演出了50年。英文莎剧为文明戏莎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剧场效果、剧材内容,浸润了翻译、改编莎剧的人才,还培养了能够欣赏并喜爱莎剧的大量观众。

莎剧故事在台湾早期的流播与接受

林译小说对早期台湾文坛的影响，主要是《吟边燕语》。1906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了《丹麦太子》、《棱镜》、《玉蟾》三篇小说，透过文字之比对，可知是从《吟边燕语》及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改易、摹仿的学习之作，同时可见莎剧故事为台湾文人所熟悉，20世纪初期的台湾已经透过林纾此译作认识了莎士比亚，并与世界文学有了初步的接触。

莎剧故事在台湾早期的流播与接受

林译小说对早期台湾文坛的影响，主要是《吟边燕语》。1906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了《丹麦太子》、《棱镜》、《玉蟾》三篇小说，透过文字之比对，可知是从《吟边燕语》及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改易、摹仿的学习之作，同时可见莎剧故事为台湾文人所熟悉，20世纪初期的台湾已经透过林纾此译作认识了莎士比亚，并与世界文学有了初步的接触。

论清末民初时期莎士比亚戏剧译介与文明戏演出之互动关系

《吟边燕语》自身蕴含着戏剧因子,传奇性的故事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以直接引语形式表述的人物话语则可在改为白话后直接成为剧本中的人物台词,因而这部翻译小说集受到了文明戏剧社的青睐,以此为底本编写剧本。文明戏剧社的莎翁戏演出促发了莎士比亚戏剧演出的一个"高峰时期",拓宽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认识度。莎翁戏演出关注了西方人忽略的因素,进一步突显了故事的传奇性,将故事中能与社会教化功能相关的元素前景化,这是中国传统戏曲审美的遗风。这种跨文化演出将莎氏剧作"从原来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进行"改造",并"挪用于其他目的",因而也丰富了莎氏剧作的内涵。译介活动为戏剧创作提供了素材,戏剧表演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并丰富了原作的内涵,这应该是外国戏剧译介活动与戏剧演出之间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

对林纾译莎剧故事的再认识

林纾作为最早向国人介绍莎士比亚的翻译家之一,其所译莎剧故事,尤其是《吟边燕语》,在莎译史及莎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这些莎剧故事虽然并不忠实于原作,但却有拓荒性的意义,同时还以其古雅清润的文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莎剧的神韵,因而成为通往莎剧源文本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莎译史之兰姆体系:从“莎士比亚”的译名说起

过去的研究认为莎剧中译经历了从兰姆姐弟改编本《莎士比亚故事集》译入到依照原作译入的过程,其实译注兰姆本的热度经久不衰,一直与汉译原作的活动并行。经整理汇集,(笔者简称为)兰姆体系的译/注本多达46部。笔者总结了兰姆体系在中国盛行至今的原因,指出其在莎剧“前经典化”和“后经典化”时期的不同作用,其面向的读者对象亦发生了变化。另对“莎士比亚”此译名之所以沿用试提出看法,并试论《澥外奇谭》应称为《海外奇谭》,《吟边燕语》原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