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政府”下的否决者: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探析

本研究通过整合"否决者"与"否决点"的理论概念,分析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审议两岸服贸协议的具体过程。当台湾朝野政党的政策立场分歧强度提高时,在野阵营会通过党团协商与议事抗争策略,削弱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程序委员会和委员会阶段的议程设定优势,使立法决策的多数决原则移向共识决原则,从而将立法过程的议程节点转变为立法否决点。因此,国民党当局虽然同时掌控台湾的立法系统和行政系统,但其立法运作却呈现类似"分立政府"下的低立法效能困境。

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美国贸易政治的国际逻辑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化,国际法律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在义务性和授权性上的进展。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显著增加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程度。国际制度的进一步法律化不仅影响到国家间关系,而且具有重要的国内政治效应。如果国内否决者具有贸易保护的偏好,国家行为体在国内政治制度下将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但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的法律化进程中具有其他国内否决者难以获得的议程设定优势和信息优势。此外,国家行为体也可运用国际制度法律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动员机会来克服其他否决者的阻碍。在美国贸易政治中,总统比国会具有更大的自由贸易倾向。当总统与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偏好显著不同时,总统通过支持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来推动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贸易政治的演变业已表明,国际制度的法律化降低了行政机构在国会压力下的脆弱性。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内贸易政治中,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也可以作为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工具。

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中否决者理论的局限

切贝里斯提出的否决者理论,是近年来比较政治制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一种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试图用否决者、政策稳定性等观点统摄对于政治制度各种主题或类型的研究,是政治学中行动者途径的新发展,对于政治学研究工具箱有增量意义,同时也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配套论途径。但是从政治科学本体论、认识论角度看,这一理论也有其局限,主要是作为否决者理论前提的"政治形态稳定"假设比较严苛,从而限定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给定否决者"不接受一个比现状更差的政策"的行为假设忽视了否决者的政治代理人属性,从而损害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预测力;与否决者认知匹配的、基于胜集分析的政策稳定性框架,存在难以解释或预测政策结果、无法触及政治制度本质、规避政治制度优劣等问题。这些局限导致它基本丧失了作为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分析框架的可能性。本文对于否决者理论的批判性研究,目的是帮助分析框架、研究途径等的提出者、运用者等更清楚地明确框架或途径的优势与劣势,然后采取更加适合且多元的视角、工具来认识政治制度与政治现象。

政策否决、政体类型与比较政治:一项研究议程

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基于科学、严谨的政治知识生产。近年来兴起的否决者理论提供了一种比较政治研究的替代性框架。但是,该理论也存在孤立且静止地看待否决者、忽视纵向否决与历时性否决等不足,其政体观点也不够完善。改进的政策否决模型,沿袭否决者视角,但将否决者置于政策子系统之中,同时将纵向否决、历时性否决等融入其间,且基于改进的政策过程模型。政策否决模型可衍生出新的政体分类标准,即决策体制集权与分权、政策变迁速度、政策制定者产生方式、政策子系统的属性等。新的政体分类方法不仅可以破除仅仅基于民主选举、集权/分权等来划分政体的成见,而且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与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方向

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流行的命题,如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对立、两党制与多党制的不同以及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差异,都来自旧制度主义的法条主义。行为主义革命下的结构-功能主义路径不但没有真正发挥革命性作用,反而强化了旧制度主义的教条。利普哈特的"行政主导权"概念、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否决者理论,突破了很多传统命题,让我们重新认识比较政治制度中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政治逻辑关系。

比较视野中的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民主国家在宪政转型中制度抉择上的争议,在理论上探讨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的优劣成为政治学界的重要论题。文章从比较方法论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总统制与议会制之争的学术讨论从学理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认为,这一学术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讨论的重心经历了从宏观的政体层面、中观的配套制度兼容性层面、到微观的决策者与议事程序层面的规律性变化。

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且区位多元,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内与不同制度禀赋的东道国打交道,政治制度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评估。作为政治制度的两个重要维度,政体类型和否决者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前者主要体现在投资准入阶段,后者则主要体现在投资实施阶段。作者在理论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假说,并根据2000年至2012年171家中国企业在196个可能的投资目的地所记录的670次投资事件整理而成的数据库,运用定量方法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说基本相符。一方面,东道国的民主程度与中国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东道国为威权政体不会显著降低中国企业选择赴该国投资的概率;另一方面,东道国否决者数量的增加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拥有次国家的否决者也可以显著提高中国企业投资的概率。若政府中否决者发生更换,则其更换的比例越大,中国企业投资的可能性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