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印吧城华人天花抗疫实践初探

华人移民吧城历史悠久,并构成其“东方外侨”的主体。荷兰殖民者对华人采取“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的民族政策。1742年成立的吧国公堂是吧城华人精英分子管理华人社会内部事务的半自治性组织。间接统治政策给吧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华人社会内部的联系与沟通,有利于华人社会抵御各种疫情的侵袭。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吧国公堂组织协调华人社会力量,积极配合殖民政府的天花抗疫工作,避免了因疫情而导致的排斥华人问题的出现。吧城华人的天花抗疫实践对新冠疫情下反击西方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论调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分析

在荷印殖民统治时期的吧城,华人始终是构成当地各种族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的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的记载,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进行具体案例的分析,从中了解荷印殖民统治时期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文献及其研究现状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是现存唯一最为完整地记载东南亚华人城社区历史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系统和全面论述吧城华人公馆历史沿革及其档案文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馆档案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评述,旨在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公馆档案的文献史料价值以及其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

荷印吧城华人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以“吧国公堂”的司法行政职能为视角

本文以吧国公堂(荷印吧城华人公馆)档案资料文献为依据,考察和分析吧国公堂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从中探讨吧城华人司法行政制度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华人社会的意义,进而更为深刻地了解荷印殖民统治下吧城华人在竭力保持自身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逐步融入殖民地社会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之《户口簿》与《新客簿》述略

印尼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是研究印尼华侨历史极为宝贵的史料,但除了已陆续出版的《公案簿》外,世人对其它档案并不了解。本文就其中的《户口簿》与《新客簿》的内容与价值作了简要分析。作者认为,两簿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研究1852—1913年间吧城华人社会人口的变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二是体现了吧城华人公馆的社会功能。

冲突与兼容:荷印吧城华人遗产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巴达维亚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为例

在19世纪的吧城华人社会里,华人的遗产继承涉及诸多法律适用问题。本文拟就已整理出版的《公案簿》档案中一些较为典型华人遗产继承案例进行考察和分析,从中探讨荷印法律与中国法律在这一时期吧城华人遗产继承上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认可,以及在不同情况和条件下吧城华人遗产继承纠纷的法律条规适用问题,以期进一步了解荷印吧城华人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同时又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自治与困境——以18—19世纪吧城公堂丧葬管理为中心

论文利用公堂审理华人民事案件和日常管理的档案记录《公案簿》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原始公堂数字化档案,从华人社会权力管制的视角对公堂的丧葬管理过程、华人丧葬规范以及丧葬背后体现的社会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探讨。1742年建立的吧城公堂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甲必丹管理的华人半自治机构,主要处理华人民政事务,其中丧葬事宜便是管理要务之一,包括倡建、购置和经营华人塚地,规范华人葬仪、丧服之礼。然而在西方殖民统治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堂在丧葬管理中面临唐吧贸易衰落后甲必丹们义葬观念的转变、闽粤二帮祭祀矛盾、华人美色甘及公堂内部人士对塚地经费管理的质疑以及殖民政府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对塚地的侵蚀等挑战,再加上1900年吧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后倡导革新婚丧旧俗,公堂的权威地位逐渐遭到削弱,华人社会管理多元化的诉求和实践成为时代需要。

试析女婢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交往中的媒介作用——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资料为基础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异族女婢极少受到学界关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地位,她们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充当着相当重要的交往媒介。主要表现在:其一,直接介入华人婚姻,形成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其二,诱使华人女子私奔、私通于异族家庭,促动非合法形式的民族通婚;其三,介入华人经济生活,在华人商贸往来中沟通双方;其四,沟通着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在双方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她包括了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华人与华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和华人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吧城华人社会中,女性的观念和地位等都与中国国内有很大不同。文章根据对《公案簿》中相关案件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特殊的群体。

吧城中华会馆诗颂

通过对吧城中华会馆的创建、会馆宗旨的制定以及所举办的慈善夜市、庆祝孔子诞辰和开展儒教、华文教育等一系列活动的阐述,肯定了吧城中华会馆在服务同胞、扶助乡亲、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成效。

吧国公堂对吧城华侨教育发展的贡献

吧国公堂成立于1742年,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吧城(巴达维亚)华侨处理华侨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行政和司法机构。作为一个介于荷兰殖民政府与华侨社会之间的半自治机构,它发挥着多元化的社会功能。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吧国公堂通过对华侨社会的治理,对华侨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华侨义学和私塾、中华学校和荷华学校及新式教育的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加诺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法规,以此来限制华侨教育的发展。1960年前后,印尼政府颁布总统第10号法令,以各种借口限制甚至关闭华文学校,全印尼有72%的华校停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吧国公堂的历史告一段落,对吧城华侨教育所起的正面作用也告结束。

19世纪中期吧城华人夫妇离婚案件探析--以《公案簿》第八辑为中心

《公案簿》相对集中地记述了吧城华人离婚案件,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吧城华人的婚姻状况,反映了吧城华人婚姻习俗的传承和演变。19世纪中期,受当地文化与荷印殖民政府提倡的西方文化双重影响,吧城华人妇女相较于国内妇女,拥有婚姻自主权,婚姻思想更加开放。维持吧城华人社会秩序的吧国公堂,在审判离婚案件时,既努力保持和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又不可避免地融入荷印殖民地社会体系之中。

离散批评、“第三空间”理论与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的解读

华人离散群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婚丧文化史的研究多从离散批评的角度探析华人对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其日益呈现出来的在地化趋势。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是现存稀见多语种未刊华人民间文献,集中反映了荷治时期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与信俗迁移,展现出华族母体文化、西方异域文化、印尼土著文化在华人婚丧文化中杂糅共生、包容互渗的奇特现象。在离散批评的基础上,利用“第三空间”理论对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进行全面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是利用民间文献对华人婚丧文化史展开的深入研究,为华人社会的真实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并对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给予直接例证。

从吧城唐番通婚看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吧城华人公馆档案资料为基础

中外文化交流在极其广泛的领域不断进行,而19世纪吧城地区由唐番通婚而激起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现象则是一页新奇有趣的篇章。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中极其丰富的婚姻资料,既以大量纠纷案件留下华人与其他民族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写照,又从方方面面反映了这些异质文化逐渐融合的历史进程。

吧城华人公堂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公案簿》为中心的考察

在荷印政府以华治华的殖民政策下,吧城华人公堂的纠纷解决实践,兼容了以调解为主要特征的东方经验与近代以审判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智慧,形成了司法调解与审判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吧城华人公堂的诉讼档案为材料,从公堂的官员组织体制、调解机制、审判机制着手,归纳总结了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荷印殖民统治下吧城华人公堂的纠纷解决机制特征。我们在肯定吧城华人公堂纠纷解决机制合理性的同时,对其'权利保障'方面的不足也应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