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达维亚华人公堂法律适用的原则与法律程序

作为殖民统治下的自治机构,吧达维亚华人公堂适用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受到了荷兰—东印度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共同影响。华人公堂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华人公堂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适用上,越来越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二是在处理吧城华人案件上,妇女的诉讼地位要低于男子,仆人的诉讼地位更低,反映了法律原则受到了"男尊女卑"等中国传统意识的影响。华人公堂的法律程序也显现出两者的双重作用,表现在:受理程序上,华人公堂受理案件的方式有华人自讼、华人官员转呈和殖民政府指定或移送受理三种;审理程序上,公堂只有审理权而无判决权,最终要由殖民机构宣判;判决程序上,结案方式有调解结案、判决结案和移交案件三种。法律程序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均体现了殖民体系下的华人自治特点。

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自治与困境——以18—19世纪吧城公堂丧葬管理为中心

论文利用公堂审理华人民事案件和日常管理的档案记录《公案簿》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原始公堂数字化档案,从华人社会权力管制的视角对公堂的丧葬管理过程、华人丧葬规范以及丧葬背后体现的社会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探讨。1742年建立的吧城公堂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甲必丹管理的华人半自治机构,主要处理华人民政事务,其中丧葬事宜便是管理要务之一,包括倡建、购置和经营华人塚地,规范华人葬仪、丧服之礼。然而在西方殖民统治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堂在丧葬管理中面临唐吧贸易衰落后甲必丹们义葬观念的转变、闽粤二帮祭祀矛盾、华人美色甘及公堂内部人士对塚地经费管理的质疑以及殖民政府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对塚地的侵蚀等挑战,再加上1900年吧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后倡导革新婚丧旧俗,公堂的权威地位逐渐遭到削弱,华人社会管理多元化的诉求和实践成为时代需要。

吧城华人公堂与近代中国商事习惯法

吧达维亚华人公堂对商事纠纷的裁处权限,除了对小额经济纠纷的裁判权及大额经济纠纷的调解权外,还有对于吧城司法机关、吧城市政府及唐孤贫养济院疑虑不明案件的查察事实权及对华人礼法的解释权。蓄项经营管理并实现增值是公堂的重要职能之一。研究公堂的商事纠纷裁处与蓄项经营管理,可以让我们管窥吧城华人的数簿规例、担保制度、合伙制度、借贷制度、典当制度、租赁制度、土地买卖制度以及违约责任制度等,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法系创新性发展的研究,而且可以助益于我们对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